最后一次接到密令，是一张没有任何字迹的白纸，只在背面用我熟悉的密码写着一行小字：“静观其变，必要时可自行决断，务必掌握核心。”
自行决断？
我握着那张轻飘飘又重如千斤的纸，在黑暗里坐了整整一夜。
胡歪嘴，或者他背后的力量，要的到底是什么？是彻底铲除忠义社，还是……仅仅换一个更“听话”的坐馆？
而我冯秋白，或者说白砚书，在他们眼里，到底算什么？一颗棋子？一把刀？还是……一个随时可以牺牲的、已经沾满污秽的弃子？
第九年，袁九爷咽了气。
灵堂上，香烛缭绕，哭声震天。
我披麻戴孝，以“义子”的身份站在最前面，看着那张曾经让我恐惧敬畏的脸，如今只剩下一片死灰。
就在丧礼后的香堂大会上，几个堂主为了坐馆的位置吵得面红耳赤，几乎要拔枪相向时。
我，一直沉默的白砚书，站了起来。
我没有看那些凶神恶煞的堂主，而是走到了香堂正中，那幅关二爷的画像前，拿起三炷香，点燃，插进香炉。
然后转身，目光平静地扫过众人。
“九爷走了，社里不能乱。”我的声音不高，但在死寂的香堂里格外清晰，“码头、赌档、妓馆、烟土，各堂口的账目，这些年我都经手。谁出力多，谁忠心，谁吃里扒外，我心里有本账。”
我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本厚厚的账册，轻轻放在香案上。
那是我多年经营，暗中记录下的，足以让在场一半人死无葬身之地的把柄。
“论资历，我不如各位大哥。论对社里的贡献，论对九爷的忠心，我白砚书，问心无愧。”我缓缓说道，语气里带着一种连我自己都陌生的、冰冷的掌控力，“这坐馆的位置，九爷临终前，未曾明言。但社里规矩，不能坏。今天，我就僭越一回。这位置，我暂时代管三年。三年内，社里生意涨三成，各堂口兄弟安生发财。三年后，若有人不服，或觉得有更能耐的，我白砚书，拱手相让，绝无怨言。”
香堂里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粗重的喘息声，和香烟袅袅上升。
几个堂主脸色铁青，眼神喷火，但目光落在那本账册上，又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去。
他们不怕死，但怕身败名裂，怕一家老小不得安宁。
而我，掌握了他们的命脉。
不知过了多久，资历最老、管着烟土生意的“疤脸”刘，第一个抱了抱拳，哑着嗓子：“白……白先生深谋远虑，对社里劳苦功高。我老刘，服。”
有人带头，其他人哪怕再不甘，也只能咬牙跟着低头。
那一刻，我知道，我完了。
冯秋白彻底死了。
活下来的，是忠义社的新坐馆，白砚书，白爷。
我搬进了袁九爷留下的、更加奢华也更加阴森的大宅。
手下兄弟成千，产业遍布半个天津卫，跺跺脚，海河都要起波澜。
我说话变得慢条斯理，眼神变得难以捉摸。
我身上那股子混合了书香、铜臭、血腥、以及久居人上而养成的、类似古墓里沉棺木般的阴郁威压之气，越来越浓。
连我自己都快忘了，那个叫冯秋白的小巡警，是什么模样。
直到第十年，一个看似平常的午后。
管家引进来一个穿着半旧长衫、提着药箱的老郎中，说是给我请的平安脉。
当书房里只剩我们两人时，那“老郎中”抬起一直低垂的头，露出一张我几乎快要遗忘，却又在无数噩梦里出现的脸——胡歪嘴！
他老了，憔悴了，嘴角耷拉得更加厉害，但那双眼睛，依旧像淬了毒的刀子。
他没有任何寒暄，直接拉开药箱的夹层，取出一份盖着鲜红大印的公文，推到我面前。
“冯秋白，任务结束。这是你的调令和新的身份证明。三日后，码头，有船接你离开天津。你这些年的功绩，上峰都记得，回去之后，必有重用。”
他的声音干涩，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急切？
我坐在宽大的黄花梨书桌后面，手指轻轻摩挲着温润的玉石镇纸，没有去碰那份公文。
书房里很静，只有西洋座钟滴答滴答的声响。
空气里，飘着我惯用的昂贵檀香，还有窗外飘来的、后院荷塘淡淡的淤泥气息。
“胡队长，”我开口，声音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十年了。”
胡歪嘴眉头一皱：“什么意思？冯秋白，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一天是卧底，一辈子都是！这是纪律！现在命令你，立刻交接手中事务，准备撤离！”
“交接？”我轻轻笑了，抬起眼，看着他，“跟谁交接？把码头交给谁？赌场交给谁？把跟着我吃饭的几千号兄弟，交给谁？交给你们派来的、又一个‘冯秋白’？然后看着他，要么被吞得骨头都不剩，要么……变成下一个我？”
胡歪嘴的脸色变了，他猛地站起身：“冯秋白！你想抗命？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十年，是在为党国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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