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我得到了坐馆大佬，忠义社真正的话事人，“阎王爷”袁九爷的一句夸赞。
“小白脸，有点胆色，是块材料。”
就这一句话，我在社里的地位，嗖地往上蹿了一截。
五年过去了。
我习惯了喝烈酒时喉咙的灼烧感，习惯了鼻子里那股永远散不掉的腥羶与廉价脂粉混合的怪味。
我甚至能分辨出不同堂口大哥身上，那股子因“业务”侧重点不同而细微差异的“人味儿”——管赌场的带着骰子象牙和铜钱的冷涩气；管妓馆的浸透了脂粉腻香和某种体液馊味；管码头搬运的则是汗臭、鱼腥和力巴们特有的酸腐气。
而我自己身上，似乎也开始沾染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黑暗角落的气味。
我写给胡歪嘴的情报，越来越流于表面，一些无关痛痒的人物动向。
心底某个角落，有个声音在问：他们是不是早就把我忘了？或者，我报上去的东西，根本无关紧要？
第六年，袁九爷身边最得力的“红棍”之一，因为吃里扒外，被袁九爷亲手用一根铁钎子，从嘴里捅进去，在后脑勺穿出个血窟窿，像烤鱼一样钉在了香堂的柱子上。
那红的、白的、黏糊糊的东西溅了一地，也溅到了站在前排的我的鞋面上。
我低头看着鞋面上那一点点渐渐凝固的、带着脑髓腥气的糊状物，胃里一阵翻腾，却没有像早年那样差点吐出来。
我只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那天晚上，袁九爷把我叫到他的书房，那个摆满了珍玩却依旧透着阴森的房间。
他靠在太师椅上，手里盘着两个锃亮的铁核桃，咔啦咔啦地响。
“砚书啊，跟了我几年了？”
“回九爷，六年零三个月了。”我垂手站着，毕恭毕敬。
“嗯，是块沉得住气的料子。”袁九爷睁开半眯着的眼，那眼神浑浊，却像能看透人心，“老胡（之前那个小头目）折了，他管的那片码头和赌档，以后你帮着照看照看。账目要清，人手要管住，该狠的时候，别他妈娘们唧唧的。”
我脑子“轰”地一声。
让我管码头和赌档？那是忠义社来钱最快的两个地盘之一，油水厚，是非也多，是真正的心腹才能碰的！
这意味着更多的信任，也意味着……更深的泥潭。
我想起胡歪嘴，想起那身遥远的黑皮，想拒绝，嘴唇嚅动了一下。
袁九爷手里的铁核桃停了，那双浑浊的眼睛盯着我：“怎么？不敢？还是……心里头有别的心思？”
书房里没点灯，只有窗外透进来的微弱月光，照在袁九爷半明半暗的脸上，那皱纹里仿佛都藏着血。
我脊椎骨窜上一股凉气，瞬间汗透重衣。
我知道，这一步踏出去，就真的难回头了。
但我也知道，此刻若退缩，等待我的，绝不会是胡歪嘴的接应，而是眼前这位“阎王爷”的雷霆手段。
我深吸一口气，那空气中弥漫的檀香混合着袁九爷身上一种老人特有的、类似陈旧皮革和药材的沉腐气息，让我稍微定了定神。
我弯下腰，声音平稳得连我自己都吃惊：“谢九爷提拔。砚书一定尽心尽力，不给九爷丢脸。”
从那天起，我白砚书，成了忠义社里有名有号的“白先生”。
手下有了一帮靠我吃饭的兄弟，管着日进斗金的买卖，走到哪里都有人点头哈腰喊一声“白爷”。
我住进了宽敞的宅院，穿起了绸缎长衫，出门有黄包车，甚至开始有人往我屋里塞女人。
我给胡歪嘴的情报，越来越少，间隔越来越长。
不是没东西可报，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报。
报袁九爷下周要去拜会某个政要？报码头新到了一批可疑的“药材”？报赌场这个月的抽成比上个月多了三成？
这些，似乎都触及不到忠义社真正的核心。
而我，却越来越深地卷入其中。
我要调解手下兄弟的争斗，有时不得不动用家法，看着犯错的弟兄被按在条凳上打板子，屁股开花，惨叫连连。
我要和警察局、税务司、甚至租界工部局的人周旋，陪着笑脸，递上厚厚的红包，在酒桌和牌桌上，把一条条肮脏的交易敲定。
我学会了笑着给人斟酒，转身就能吩咐手下断人一条腿。
我习惯了在算盘珠子的噼啪声里，决定别人是倾家荡产还是留条活路。
只有在极少数夜深人静，从噩梦（梦里有时是胡歪嘴冰冷的脸，有时是被我下令打断腿的人怨毒的眼睛）中惊醒时，我才会摸出枕头底下那把多年没碰过的、代表冯秋白身份的旧钥匙，冰凉的触感提醒着我，我好像还是个人，还有个遥远的、模糊的“过去”。
第八年，袁九爷病重。
帮派里暗流汹涌，几个堂口的大哥摩拳擦掌，都想坐上头把交椅。
我管着钱袋子，成了各方拉拢的对象。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几乎和胡歪嘴彻底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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