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关中地区闹饥荒，一斗米价值一匹绢；贞观二年，全国闹蝗灾；贞观三年，发大水。皇上辛勤安抚百姓，百姓虽然为了找吃的四处奔波，但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一年，天下大丰收，四处流散的人都回到家乡，一斗米不过三四文钱，一年到头判死刑的才二十九人。东边到大海，南边到五岭，家家都不用关门，出门在外的人也不用带粮食，在路上就能得到补给。皇上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书的人都说：‘君主应当独自掌握权威，不能把权力交给大臣。’还说：‘应该炫耀武力，征讨四方少数民族。’只有魏征劝我‘停止战争，提倡文教，中原安定了，四方少数民族自然会归服。’我听了他的话。如今颉利被擒，突厥的酋长们都在宫中担任侍卫，部落的人都穿上了咱们的衣服，这都是魏征的功劳啊，只可惜不能让封德彝看到这一幕！”魏征赶忙拜谢说：“突厥灭亡，天下安宁，这都是陛下的威德，我哪有什么功劳！”皇上说：“我能任用你，你也能胜任，那这功劳怎么能只算在我头上呢！”
房玄龄上奏说：“查看府库中的兵器铠甲，远远超过隋朝。”皇上说：“兵器武备，确实不能缺少；但隋炀帝的兵器铠甲难道不够多吗！最后还是丢了天下。要是你们尽心尽力，让老百姓生活安定，这才是我真正的兵器铠甲啊。”
皇上对秘书监萧璟说：“你在隋朝的时候经常见到皇后吗？”萧璟回答说：“他们自家儿女都难得见到皇后，我算什么人，哪能见到呢？”魏征说：“我听说隋炀帝不信任齐王，经常派宦官去监视他，听说齐王宴饮作乐，就说‘他搞什么名堂这么高兴！’听说齐王忧愁憔悴，就说‘他肯定有别的心思才这样。’父子之间都这样，更何况对别人呢！”皇上笑着说：“我如今对待杨政道，比隋炀帝对待齐王强多了。”萧璟是萧瑀的哥哥。
西突厥肆叶护可汗是前任可汗的儿子，受到众人拥戴，莫贺咄可汗部落的很多酋长都归附了他，肆叶护带兵攻打莫贺咄，莫贺咄战败，逃到金山，被泥熟设杀死，各个部落共同推举肆叶护为大可汗。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贞观年间的核心治理实践，从内政、民族、君臣关系到制度建设，处处体现着初唐统治者突破前代局限的务实智慧，也为“贞观之治”的形成提供了清晰注脚，可从以下维度展开评论：
“民本优先”：拒绝“疲内奉外”的务实内政
李大亮反对招慰西突厥的谏言，是贞观朝内政的核心逻辑——“中国如本根，四夷如枝叶”，明确将中原民生作为统治根基，拒绝重蹈秦、汉、隋“外事戎狄而致疲弊”的覆辙。这种认知绝非保守，而是基于对现实的清醒判断：河西州县刚因突厥衰落恢复农耕，若再为招抚西突厥劳民伤财，必然引发民怨。后续张俭处理思结部落时，“单骑说谕”“劝民营田”，甚至“和籴充边储”，既避免了部落叛乱，又不加重百姓负担，本质是“以民为本”在边疆治理中的延伸。
对比隋炀帝“甲兵充足却亡天下”的教训，唐太宗“百姓乂安乃真甲兵”的表态更显深刻：武备是统治的保障，但民生才是统治的根本。贞观初虽经饥、蝗、水之灾，但百姓“未尝嗟怨”，最终实现“米斗三四钱”“外户不闭”的治世，正是这种“民本逻辑”的实践成果。
“柔性融合”：超越“征伐”的民族政策
初唐对边疆民族的治理，跳出了“非战即降”的二元思维，形成了“羁縻安抚+文化融合”的柔性策略：
--对主动归附者，如伊吾城主举七城来降，设伊西州纳入管辖；对饥贫的思结部落，不强行迁徙，而是“招集安抚”“劝其营田”，甚至允许亲属往来，最终实现“无叛者”且“边备实”的双赢；
--对突厥残余，既不赶尽杀绝，也不强制同化——颉利败后，其酋长“带刀宿卫”，部落“袭衣冠”，实质是通过“身份认可”与“文化浸润”实现融合，比单纯的军事征服更具长治久安的效果。
这种政策的核心是“不劳中国以奉四夷”，既避免了中原的人力物力消耗，又让边疆民族成为“中国籓蔽”，体现了“华夷一体”的初步理念，也为唐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君臣共治”：开放包容的政治生态
贞观朝的君臣关系，打破了“君主独断”的传统，呈现出“各司其职、坦诚互鉴”的良性互动：
--王珪品藻宰相时，既直言自己不如房玄龄“奉国知无不为”、李靖“文武双全”、魏征“以谏为任”，也不讳言自己“激浊扬清”的长处，这种“不掩人长、不避己短”的评价，背后是政治氛围的开放——官员无需刻意迎合，可客观定位自身价值；
--唐太宗的“纳谏”并非形式：魏征反对西域诸国借麹文泰入贡（担心“边民荒耗”），即便已派使者，仍“遽令止之”；魏征与封德彝争论“民是否易化”时，太宗最终采纳“经乱之民愁苦易化”的观点，而非固守“人性浇讹”的偏见，这种“从谏如流”不是君主的“恩赐”，而是对“治理规律”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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