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灭亡后，部落要么往北投靠薛延陀，要么往西逃到西域，投降唐朝的还有十万人。太宗让大臣们商量怎么安置这些人，朝堂直接吵成一锅粥：
大部分官员说：“北方胡人自古就是中原的祸害，现在幸好把他们打垮了，应该全搬到河南兖州、豫州一带，把他们的部落拆开，散到各个州县，教他们种地织布，把胡人变成农民，让塞北永远空着。”
中书侍郎颜师古说：“突厥、铁勒这些部落，上古时候都没征服过，陛下现在收服了他们，应该把他们安置在黄河以北，让他们自己的酋长管部落，这样永远不会有后患。”
礼部侍郎李百药说：“突厥虽说算一个国家，但内部派系多，各有首领。现在应该趁着他们分散，让各部首领自己管自己，互不统属；就算想保阿史那氏，也只能让他管自己本族。部落分得多了就弱，容易控制，他们实力相当就不会互相吞并，各自保全，肯定没法跟唐朝抗衡。还得在定襄设个都护府，管着他们，这才是长久的安边办法。”
夏州都督窦静说：“戎狄的性子跟禽兽一样，没法用法律威慑，也没法用仁义教化，何况他们恋家的心思很难改。把他们放中原，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万一闹事就麻烦了。不如趁他们战败，给他们意想不到的恩惠，封他们王侯，嫁宗室女儿过去，把他们的土地和部落拆分开，让他们势力弱、权力分散，容易控制，这样他们就能一直当唐朝的藩臣，保边塞安全。”
温彦博认为：“把他们迁到兖州、豫州，不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没法好好安置。不如学汉朝建武年间的做法，把投降的匈奴放在边塞，保全他们的部落，顺着他们的风俗，填补边塞的空地，让他们当唐朝的屏障，这才是好办法。”
魏征认为：“突厥世世代代都是强盗，是百姓的仇人！现在幸好把他们打垮了，陛下不忍心全杀了，也该放他们回故土，不能留在中原。戎狄都是人面兽心，弱的时候就投降，强的时候就叛乱，这是他们的本性。现在投降的差不多十万人，几年后人口翻倍，肯定会成为心腹大患，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晋朝初年，胡人跟中原人杂居，郭钦、江统都劝晋武帝把胡人赶到塞外，防止叛乱，武帝不听。二十多年后，伊水、洛水一带全成了胡人的地盘，这就是前车之鉴！”
彦博表示：“王者对待天下万物，那就跟天地包容万物似的，一个都不落下。你看现在突厥混不下去了，跑来投靠咱们，哪能把人家拒之门外呢！老话说‘有教无类’，咱要是拉他们一把，帮他们解决生计问题，再教教他们文明礼貌啥的，没几年，他们可不就跟咱自家人一样嘛。从他们里头选几个带头大哥，让他们来京城当保镖，这样他们对咱又怕又感激，以后还能有啥麻烦呢！”
最后太宗采纳了温彦博的建议，安置突厥投降的部众：东边从幽州开始，西边到灵州结束。把突利原来管的地盘，分成顺、佑、化、长四个州都督府；又把颉利的地盘分成六个州，左边设定襄都督府，右边设云中都督府，专门管理这些突厥部落。
【内核解读】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平定东突厥的系列事件，绝非一场单纯的边疆战事，而是唐太宗君臣以军事谋略破局、以政治智慧安边、以文明包容立威的综合实践，直接塑造了“贞观之治”的核心气质，也为盛唐“天可汗”体系埋下伏笔。
军事：谋略与协同铸就的经典胜利
此战的军事亮点，在于唐军将“心理战”“闪电战”与“协同战”完美结合。李靖率三千骁骑夜袭定襄，核心不是兵力优势，而是精准拿捏了颉利可汗的认知误区——突厥自恃强盛，认定唐军必“倾国而来”，绝不敢孤军深入。这种“反常规”突袭直接瓦解了突厥军心，使其“一日数惊”，被迫迁徙牙帐，为后续作战创造了主动权。
阴山之战更显谋略深度：面对颉利“伪降待机（俟草青马肥奔漠北）”的盘算，李靖以“韩信破齐”为据，顶住“诏书许降、使者在彼”的伦理争议，坚持“兵贵神速”。他的判断极具现实性——若颉利逃入漠北依托九姓部落，唐军再难追击；而“诏使在彼”恰恰能让突厥放松警惕。最终苏定方率二百骑乘雾突击、李靖主力跟进、李世积在碛口拦截，形成“突袭-追击-堵截”的闭环，不仅俘敌十万、擒获颉利，更彻底摧毁了东突厥的有生力量。这种“不循常规但贴合实战”的决策，以及唐军将领间的高效协同，印证了贞观朝军事体系的成熟。
值得注意的是，唐军并非只靠武力：李靖“遣谍离其心腹”策反康苏密，利用突厥内部矛盾；对苏尼失部落的施压与拉拢，最终促成其擒送颉利，体现了“军事打击+政治分化”的双重策略，减少了作战阻力。
政治：恩威并施的格局与分寸
唐太宗在战后的一系列决策，尽显帝王术的“分寸感”。面对“中国人潜通萧后”的举报，他以“天下未定之时，愚民无知”为由拒绝追责，一句“既往之罪，何须问也”，既避免了牵连过广引发恐慌，也展现了“天下安定后不计前嫌”的包容，比单纯的“严刑峻法”更能凝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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