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担心官员大多受贿，就偷偷派身边的人去试探官员，看他们会不会接受贿赂。有个司门令史收了一匹绢，皇上想杀了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说：“官员受贿，按罪确实该死。但陛下派人送给他，他才接受，这是故意让人犯法，恐怕不符合‘用道德引导百姓，用礼制去规范他们’的道理。”皇上听了很高兴，把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说：“裴矩能在朝堂上据理力争，不当面顺从，要是每件事都能这样，还担心国家治理不好吗！”
司马光评论说：古人说：君主圣明，臣子就正直。裴矩在隋朝的时候谄媚，在唐朝却忠诚，不是他的本性变了。君主不喜欢听自己的过错，忠诚就会变成谄媚；君主喜欢听直言，谄媚就会变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就像立在地上的标杆，臣子就像标杆的影子，标杆动了，影子就会跟着动。
这一年，皇子长沙郡王李恪晋封为汉王，宜阳郡王李佑晋封为楚王。
新罗、百济、高丽这三个国家之间有旧仇，经常互相攻打。皇上派国子助教朱子奢去传达旨意，三个国家都上表谢罪。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集中展现了唐太宗贞观初年的治国实践，其核心是“民本、纳谏、戒奢、鉴隋”的治理逻辑，放在现代视角下，仍能清晰看到贞观政治的进步性与启示性，可从三个维度展开评论：
民本与法治的平衡：跳出“强权治理”的误区
唐太宗对獠人“叛乱”的态度，直接打破了古代统治者“以武力压服边族”的惯性思维——他明确反对将獠人视为“禽兽”、动辄“动干戈”，主张“牧守抚以恩信”，本质是将“治理对象”当“百姓”而非“敌寇”，这是典型的民本思想落地。更关键的是裴矩谏阻“杀受贿令史”一事：太宗“密使试赂”本是为查贪腐，却陷入“设局陷人”的逻辑漏洞，裴矩点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核心——法治的前提是“不人为制造违法情境”，不能用权力陷阱考验人性。这种对“法治合理性”的认知，在君主专制时代极为难得，甚至暗合现代“程序正义”的雏形：治理者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权力的运用必须守住“不伤害无辜”的底线。
“君明臣直”的互动：权力的自我修正机制
这段材料最亮眼的，是唐太宗与臣子的“谏言-纳谏”关系，本质是君主权力的“自我约束通道”。
--魏征反对“点中男为兵”，没有停留在“制度合规”（中男未及龄），而是上升到“治理根本”：一是“兵在御道不在多”，反对“凑虚数”的形式主义；二是直指太宗“失信”——此前承诺“逋负蠲免”“租调减免”却未落实，如今又征点已免税的中男，等于破坏“以诚信御天下”的根基。面对太宗的愤怒，魏征敢“数四固执”，而太宗最终认错“朕过深矣”，还赏赐魏征，这不是简单的“君主大度”，而是他清醒认知到：统治者的“言出必行”是公信力的核心，一旦失信，百姓便“不知所从”，治理会失去根基。
--张玄素直指隋亡根源“隋主自专庶务，群臣唯敢奉行”，建议太宗“择臣分任、考成刑赏”，本质是反对“君主独断”，主张“分权与问责”；张蕴古《大宝箴》劝诫“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反对奢华、主张君主“勿暗勿苛”，这些谏言能被采纳甚至获赏，说明贞观政治形成了“臣子敢说、君主愿听”的良性循环——这正是封建时代最稀缺的“权力修正机制”，避免了君主因“信息闭塞”“刚愎自用”走向昏庸。
“鉴隋”的清醒：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初步尝试
唐太宗的所有决策，几乎都带着“以隋为鉴”的底色：怕重蹈隋炀“穷兵黩武”，故对獠人用“恩信”；怕重蹈隋主“独断专行”，故“引魏征入卧内访得失”“粘奏疏于壁省览”；怕重蹈隋末“失信于民”，故在魏征指出问题后立刻改正；怕重蹈隋代“吏治腐败”，却又不愿用“陷人于法”的极端手段。甚至司马光的评论“君明臣直”——裴矩在隋为佞臣、在唐为忠臣，根本原因是“君恶闻过则忠化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忠”，更是点出了关键：统治者的态度，决定了政治生态的好坏。
唐太宗的努力，本质是在封建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试图通过“自我约束、倾听民意、分权任臣”，跳出“暴政-亡国”的历史周期率。他没有做到完美（如后期仍有征伐、奢华倾向），但贞观初年的这些实践，已经展现了“好的治理”的核心逻辑：权力不是用来压制的，而是用来服务的；统治者不是用来“主宰”的，而是用来“协调”的；政策的根本，永远是“让百姓安”而非“让权力爽”。
放到今天看，这段史料的启示仍未过时：无论是治理者的“公信力建设”“倾听不同意见”，还是“避免形式主义”“不滥用权力”，本质都是“如何让权力良性运行”的永恒命题——而贞观初年的实践，给出了封建时代里最接近“良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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