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未日，突厥攻打西会州。
五月，戊子日，虔州的胡人成郎等人杀了长史，叛变投靠梁师都，都督刘旻追击并斩杀了他们。壬辰日，党项攻打廓州。戊戌日，突厥攻打秦州。壬寅日，越州人卢南造反，杀了刺史宁道明。丙午日，吐谷浑和党项攻打河州，同时突厥还攻打兰州。丙辰日，朝廷派平道将军柴绍带兵去攻打胡人。
六月，丁巳日，太白星白天出现在天空。
秦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矛盾越来越大。李世民觉得洛阳地势重要，万一哪天出变故，想先去那里自保。于是派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又让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带着王保等一千多人去洛阳，暗地里结交山东的豪杰，准备应对变故，还拿出很多金银绸缎，让他们随便用。李元吉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抓去审问，但他始终不说话，最后就被放了，继续回洛阳。
李建成晚上请李世民喝酒，居然在酒里下毒。李世民喝了之后，突然胸口剧痛，吐了好几升血，淮安王李神通赶紧把他扶回西宫。皇上到西宫来看李世民的病情，告诫李建成说：“秦王向来不能喝酒，以后不准再晚上拉他喝酒！”然后又对李世民说：“当初起兵的大谋略，平定天下，都是你的功劳。我本来想立你为太子，你坚决推辞；而且建成年纪大，当太子也很久了，我不忍心剥夺他的位置。看你们兄弟好像容不下彼此，都在京城的话，肯定会有纷争。我打算派你去行台，住在洛阳，陕州以东的地方都归你管，还允许你使用天子的旌旗，就像汉朝梁孝王那样。”李世民哭着说，不想离开皇上身边。皇上说：“天下都是一家，长安和洛阳离得又不远。我想你了就去看你，别难过。”李世民正准备走，李建成和李元吉商量说：“秦王要是到了洛阳，有土地又有军队，就没法控制他了。不如把他留在长安，这样他就是个普通人，收拾他就容易多了。”于是他们悄悄让几个人上奏章，说：“秦王身边的人听说要去洛阳，都高兴得不得了，看他们这架势，恐怕去了就不回来了。”又派皇上身边得宠的大臣，跟皇上说这事儿的利害关系。皇上听了这些话，心意就改变了，让李世民去洛阳这事儿就又没成。
李建成、李元吉和后宫的人，天天在皇上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皇上还真信了，打算治李世民的罪。陈叔达赶紧劝说道：“秦王对天下有大功，不能罢免他。而且他性格刚烈，要是打压他，恐怕他承受不了忧愁愤怒，万一得了什么意外的病，陛下后悔都来不及啊！”皇上这才打消念头。李元吉又偷偷请求皇上杀了李世民，皇上说：“他有平定天下的功劳，又没明显的罪状，拿什么理由杀他呢！”李元吉说：“秦王刚平定东都洛阳的时候，观望形势不回长安，还散发钱财绸缎收买人心，又违抗您的命令，这不是造反是什么！赶紧杀了他，还怕找不到理由吗！”皇上没有回应。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浓缩了唐高祖李渊统治末期的核心矛盾：一边是新生唐王朝对内外秩序的艰难构建，一边是储位之争的暗流汹涌，每一件事都在为“玄武门之变”的爆发铺垫，也折射出初唐政权的生存困境与制度博弈。
边疆危机：新生政权的“生存考题”
武德九年春夏，突厥、吐谷浑、党项频繁寇边（原州、灵州、凉州等十余处遭袭），甚至梁师都还能勾结内部胡人造反，暴露了唐初的“外患软肋”。此时唐朝虽已灭隋建政，但统一战争的余波未平，边疆防御体系尚未稳固——突厥作为北方最强势力，仍视中原为“可图之地”，而吐谷浑、党项则趁机袭扰西北，形成“多线施压”的局面。
从现代视角看，这种边疆危机不仅是军事问题，更加剧了内部权力矛盾：秦王李世民因平定天下的军功，长期掌控军权，是抵御外患的核心力量；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则需通过“防秦王”来巩固储位，导致朝廷在应对外患时，始终存在“权力分散”的隐忧。比如李靖在灵州击退突厥、柴绍征讨胡人，虽能暂时缓解危机，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边患与内斗交织”的困境。
傅奕反佛与沙汰僧道：一场“资源争夺战”
太史令傅奕上疏反佛，并非单纯的“文化排斥”，而是切中了唐初的“社会痛点”：十万僧尼“削发逃租赋”“游手游食”，相当于大量劳动力脱离生产、逃避兵役，对急需恢复经济、扩充兵源的唐朝而言，是严重的资源浪费。他提出“僧尼匹配成户、产育增兵”，本质是想将宗教资源纳入国家管控，解决“财政缺口”与“兵源不足”的现实问题。
李渊的“沙汰政策”（精勤者留大寺观、庸猥者还乡里，京师留3寺2观、诸州各1所），则是对这一需求的回应——既没有彻底禁佛（避免激化宗教矛盾），又通过“精简编制”收回了部分社会资源。但这场争议也暴露了文化冲突：萧瑀以“非圣人者无法”反驳傅奕，代表佛教已深度融入上层社会，而傅奕强调“君父伦理”，则是维护传统皇权与本土秩序的立场。这种“宗教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在后世封建王朝中反复上演，本质是“神权是否服从王权”的核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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