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和北突厥有仇。曷娑那可汗在长安的时候，北突厥派使者来，请求皇上把曷娑那可汗杀了，皇上没答应。大臣们都劝皇上：“为了保一个人，得罪一个国家，以后肯定有麻烦！”秦王李世民说：“人家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杀了他太不仗义了。”皇上纠结了好久，实在没办法，丙戌日，把曷娑那可汗请到内殿喝酒，喝完之后送到中书省，然后让北突厥使者进去把曷娑那可汗给杀了。
礼部尚书李纲兼任太子詹事，刚开始，太子李建成对他那是相当尊敬。时间一长，太子渐渐跟一些小人混在一起，还嫉妒秦王李世民功劳大，对李世民猜忌得很。李纲多次劝谏太子，太子根本不听，李纲没办法，就想辞职回老家。皇上一听就火了，骂他说：“你能给何潘仁当长史，却觉得给我当尚书丢人？我现在让你辅佐建成，你却坚决要走，什么意思？”李纲赶紧磕头说：“何潘仁是个贼，老是乱杀人，我一劝他就听。给何潘仁当长史，我问心无愧。陛下您是开创基业的英明君主，我没什么才能，我说的话就像往石头上泼水，根本听不进去，跟太子说也是一样。我哪敢一直占着这个位置，还耽误太子呢！”皇上说：“我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你就勉为其难留下来辅佐我儿子吧。”戊子日，皇上封李纲为太子少保，原来的尚书、詹事职位照旧。李纲又给太子上书，劝他别喝酒没节制，也别轻信那些小人的坏话，疏远自己的亲人。太子看了很不高兴，但该干啥还是干啥，一点都没改。李纲心里郁闷啊，觉得自己施展不了抱负，就在这一年，他又以年老多病为由，坚决辞职。皇上没办法，就下诏免去他尚书的职位，但还是保留太子少保的头衔。
淮安王神通派慰抚使张道源去镇守赵州。庚寅日，窦建德把赵州给攻陷了，抓住了总管张志昂和张道源。窦建德觉得这两人还有邢州刺史陈君宾不早点投降，想把他们杀了。国子祭酒凌敬赶紧劝道：“当臣子的各为其主，他们坚守城池不投降，这是忠臣啊。大王要是把他们杀了，以后怎么激励手下的人呢？”窦建德生气地说：“我都打到城下了，他们还不投降，直到没力气了才被抓住，怎么能轻易放过？”凌敬又说：“大王您之前派大将高士兴在易水抵抗罗艺，罗艺刚到，高士兴就投降了，您觉得这样行么？”窦建德一听，明白了，马上就下令把他们给放了。
乙未日，梁师都又来攻打延州，段德操把他打得落花流水，杀了两千多人，梁师都带着一百多个骑兵灰溜溜地逃走了。段德操因为这功劳，被封为柱国，还赐了平原郡公的爵位。鄜州刺史鄜城壮公梁礼在战斗中牺牲了。
【内核解读】
这段史料勾勒出隋末唐初乱世中权力博弈、人性挣扎与时代困局的众生相，每个事件背后都藏着值得深思的历史逻辑：
权力场的“幸存者偏差”：刘文静之死的警示
刘文静的悲剧，本质是“功高不赏+性格锋芒+派系站队”三重叠加的结果。他与裴寂同是太原起兵的核心功臣，但李渊对裴寂的信任远超于他——这种信任并非基于能力，而是源于早年的私交与“亲疏有别”的权力惯性。刘文静自恃才略、公开怨怼，甚至酒后拔刀击柱，看似是性格问题，实则触碰了权力禁忌：在帝王眼中，“怨望”本身就是对权威的挑战，而裴寂那句“性复粗险，留之必贻后患”，精准戳中了李渊对“功高震主”的隐忧。
李世民的求情失败，更暴露了初唐权力结构的微妙：此时的李渊仍牢牢掌控全局，秦王集团尚未形成足以撼动皇权的力量。刘文静之死不仅是个人悲剧，更埋下了李世民与李渊、裴寂之间的裂痕——这种因“私怨”碾压“功勋”的操作，为后来的权力洗牌埋下伏笔。
“亲信误国”与“能臣困局”：裴寂战败与李靖遇险
裴寂作为李渊的“第一亲信”，军事能力的短板在与宋金刚的对抗中暴露无遗：屯兵度索原却被断水源，移营时遭突袭而全军溃败，晋州以北城镇尽失。但李渊对他的处理仅是“慰谕之，复使镇抚河东”，这种“容错率”的双标，与对李靖“阴敕斩之”的严苛形成鲜明对比——只因裴寂是“自己人”，李靖是“外来者”。
幸得许绍惜才求情，李靖才免于一死。这一事件揭示了乱世用人的矛盾：一方面急需李靖这样的军事奇才平定天下，另一方面又因猜忌、私怨动辄威胁其性命。这种“既依赖又打压”的逻辑，差点毁掉一代名将，也折射出初创政权对“可控性”的偏执。
皇子失德与辅臣困境：李元吉弃守与李纲直谏
李元吉弃守晋阳堪称“败家子”操作：坐拥强兵、十年粮草的兴王之基，却以“出战”为名携妻妾逃亡，导致重镇陷落。更值得玩味的是李渊的态度：最初迁怒于宇文歆，经李纲点破“窦诞不谏、宇文歆忠谏”后，才赦免宇文歆。这背后是帝王对“皇子犯错”的护短——不愿承认儿子无能，便想找辅臣背锅，幸得李纲硬刚才避免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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