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杨侗派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崱带着两万五千步兵和骑兵去攻打李密。当时东都的人都觉得李密就是一群饿疯了抢粮食的土匪，乌合之众，很容易打败，所以都争着来应募当兵，国子三馆的学士还有那些达官贵人的亲戚都来参军。这支军队武器装备修整得很好，士兵们衣服鲜亮，旌旗招展，锣鼓喧天，看着挺厉害。刘长恭等人在前面进攻，让河南讨捕使裴仁基等人带着他们的部队从汜水西边包抄李密的后路，约定十一日在兴洛仓城南会合。李密和翟让把他们的计划摸得清清楚楚。东都的兵先到了，士兵们连早饭都没吃，刘长恭就赶着他们渡过洛水，在石子河西岸摆开阵势，南北绵延十多里。李密、翟让挑选了一批勇猛的士兵，分成十队，派四队埋伏在横岭下等着裴仁基，六队在石子河东岸摆开阵势。刘长恭等人看李密的兵少，就没把他们当回事。翟让先上去交战，一开始吃了点亏，李密带着手下从侧面横冲过去。隋朝的士兵又饿又累，一下子就被打得大败。刘长恭等人脱掉军装，偷偷溜走才保住性命，狼狈地逃回东都，士兵死了一大半。越王杨侗没追究刘长恭等人的罪，还安抚他们。李密和翟让把隋军的辎重、武器装备都缴获了，这下他们的威名可就更响亮了。
翟让这下觉得李密太牛了，就推举李密当王，给李密上了个称号叫魏公。庚子日，他们搭了个坛场，李密正式即位，称元年，还大赦天下。发出去的文书，都用行军元帅府的名义。魏公府设置了三司、六卫，元帅府也设置了长史以下的各种官职。封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也给他设置了长史以下的官职，不过比元帅府的规模小一半。任命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徐世积为右武候大将军，让他们各自统领自己的部队。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东郡的邴元真为右长史，杨德方为左司马，郑德韬为右司马，祖君彦为记室，其他人也都按功劳大小封了官职。从这以后，赵、魏以南，江、淮以北，各路土匪强盗没有不响应的。孟让、郝孝德、王德仁，还有济阴的房献伯、上谷的王君廓、长平的李士才、淮阳的魏六儿、李德谦、谯郡的张迁、魏郡的李文相、谯郡的黑社、白社、济北的张青特、上洛的周北洮，还有胡驴贼这些人都来归附李密。李密给他们都封了官爵，让他们各自统领自己的人马，还设置了百营簿来管理。路上来投降的人络绎不绝，一下子就有了几十万。李密就命令护军田茂广在洛口修筑城池，方圆四十里，大家都住进去。李密又派房彦藻带兵往东去攻打，拿下了安陆、汝南、淮安、济阳，河南好多郡县都被李密占领了。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勾勒出隋末乱世中各路反隋势力崛起的众生相，字里行间藏着三个关键逻辑：乱世生存的法则、隋政权崩塌的加速器，以及反隋力量整合的雏形。
“乱世生存法则”：谁能抓住“痛点”，谁就能聚拢人心
杜伏威、刘武周、李密的崛起，都踩中了隋末最致命的“痛点”——饥荒与官逼民反。
杜伏威用“妇人之服”激怒陈棱，看似耍小聪明，实则抓住了隋军“闭壁不战”的怯懦；而他对“上募”的严苛（伤在背者杀）和重赏（资财全赏、战死以妻妾殉葬），本质是用“极端奖惩”打造战斗力，这在乱世中是最直接的生存逻辑。
刘武周更直接：先借“百姓饥馑，王府君闭仓不赈”煽动民愤，再以“仓粟烂积，谁与我共取之”号召豪杰。他杀王仁恭前的铺垫，完美利用了“官贪民怨”的社会情绪——太守王仁恭“多受货赂”却“不赈恤”，正是隋末官僚集团腐朽的缩影，刘武周的“起义”更像一场精准的“民意收割”。
李密则把“痛点”玩成了战略：他盯上洛口仓，绝非只图“盗米”，而是看透了“民以食为天”的本质。“开仓恣民所取”让“老弱襁负，道路相属”，瞬间从“盗匪”变成“救星”，这比任何口号都管用。乱世中，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李密用洛口仓的粟米，轻松完成了“从军事偷袭到民心归附”的跨越。
“隋政权的崩塌加速度”：腐败与低效成了自毁装置
隋军的溃败和地方官的作死，比起义军的勇猛更能说明隋朝的气数已尽。
王仁恭作为马邑太守，“多受货赂”还“闭仓不赈”，把治下百姓逼到“僵尸满道”，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隋末地方官僚的普遍画像——他们的贪婪与冷漠，成了反隋势力最好的“动员令”。
东都隋军的失败更具象征意义：越王侗派来的军队，装备精良（“器械修整，衣服鲜华”），却因为“士卒未朝食”就被驱渡河作战，最终“饥疲大败”。这支军队里甚至有“国子三馆学士及贵胜亲戚”，看似阵容华丽，实则是一群轻敌的乌合之众。隋军的问题从来不是装备，而是后勤崩坏、指挥混乱、上下离心——这正是隋政权自身溃烂的写照。
“反隋力量的整合尝试”：李密的崛起藏着“逐鹿天下”的野心
李密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止于“反隋”，更在尝试“建政”。
他说服翟让袭取洛口仓，不是为了抢一把就跑，而是有清晰的战略蓝图：用粮食聚人（“百万之众，一朝可集”），用人才建制（招揽祖君彦掌文书，完善官属），用军事胜利树威（大败刘长恭）。祖君彦的加入尤其关键——这位被隋廷打压的才子，成了李密的“舆论武器”，“军中书檄”的作用，不亚于千军万马，这是早期“政治宣传”的雏形。
当李密被推为“魏公”，设坛即位、置百官、定年号时，他已经超越了“流寇”的格局，开始构建一个与隋对立的政权框架。而“赵、魏以南，江、淮以北”的群盗归附，说明反隋力量开始出现“向心力”，李密成了当时最有希望整合反隋势力的核心。
总的来说，这段历史像一面镜子：隋廷的腐朽（官僚腐败、漠视民生、军队低效）是“因”，各路势力的崛起是“果”；而反隋力量的竞争，本质是“谁能更好解决乱世痛点（粮食、秩序、认同）”的较量。李密们的行动，不仅在动摇隋朝的根基，更在摸索“后隋时代”的统治逻辑——只是这场摸索，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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