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郡的强盗头子左孝友带着十万人在蹲狗山驻扎，郡丞张须陀在附近扎营逼近他，左孝友没办法，只好出来投降。张须陀的威名在东夏地区传开了，因为立功被升为齐郡通守，还兼任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涿郡的强盗头子卢明月带着十多万人在祝阿驻扎，张须陀带着一万人去拦截他。双方对峙了十多天，张须陀这边粮食吃完了，准备撤退，他对手下将士说：“敌人看到咱们撤退，肯定会全部追上来。要是能派一千人去偷袭占领他们的营地，肯定能有大收获。这事儿确实很危险，谁愿意去？”大家都不吭声，只有罗士信和历城的秦叔宝站出来说愿意去。于是张须陀放弃营地假装逃跑，让他俩各带一千人埋伏在芦苇丛里。卢明月果然带着所有人追了上去。罗士信和秦叔宝赶紧跑到卢明月的营地，营门紧闭，他俩一下子就爬上城楼，各杀了好几个人，营里顿时大乱；两人砍开营门，放进外面的伏兵，还放火烧了三十多个营寨，浓烟大火冲天而起。卢明月赶紧往回跑，张须陀又回军奋力攻击，把卢明月打得大败，卢明月只带着几百个骑兵逃跑了，被俘虏和斩杀的人数都数不清。秦叔宝名叫秦琼，平时大家都叫他的字。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生动勾勒出隋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的乱世图景，字里行间满是隋朝末年的风雨飘摇。从现代视角看，这段历史至少折射出三个层面的深刻问题，也埋下了后续王朝更迭的伏笔。
隋炀帝的“执念”与帝国的崩塌：穷兵黩武的必然后果
大业十年的核心事件，仍是隋炀帝对高丽的第三次征伐。此时天下早已大乱，“所征兵多失期不至”，士兵在途中“亡者相继”，连杀叛军“衅鼓”都无法阻止逃亡——这分明是帝国机器即将散架的信号。但隋炀帝仍执意为之，甚至在高丽“困弊乞降”后，因对方未按要求入朝，又计划“更图后举”。
这种近乎偏执的征伐，本质是对“皇权威严”的病态维护。他无视太史令庚质“百姓劳弊，宜镇抚关内”的劝谏，将其下狱致死；对来护儿“乘胜破平壤”的军事建议，以“诏书”强令召回——宁可放弃可能的军事成果，也要维护自己的绝对权威。这种“面子大于里子”的统治逻辑，最终让隋朝在“三征高丽”的消耗中油尽灯枯：百姓“尽力农桑”的基础被摧毁，士兵不愿为暴政卖命，叛乱自然此起彼伏。
农民起义的“燎原之势”：暴政下的生存反抗
这一年的起义军已不再是零星作乱，而是形成了“众十万”“据险为固”的规模化势力。唐弼立李弘芝为天子、刘迦论建元“大世”、孟让拥众十余万据都梁宫——他们不仅有兵力，更有政治符号（称帝、建元），说明反抗已从“求生”升级为对隋朝统治的否定。
起义军的兴衰也暴露了早期农民运动的局限：孟让因轻视王世充“文法小吏”的身份，轻敌冒进，最终在“野无所掠、众渐馁”时被击溃；左孝友虽拥十万众，却在张须陀的军事压力下“窘迫出降”。这反映出农民军缺乏长远战略、易被暂时优势冲昏头脑的短板，也为后来“地主武装”（如张须陀、王世充）镇压或收编起义军提供了可乘之机。
“能臣”与“乱世”：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
这一年的人物群像，更显乱世的残酷与荒诞：
--来护儿作为将领，有“乘胜破敌”的军事远见，却因“阃外之权”与“君命”的冲突，最终被迫班师——折射出隋朝军事体系中“皇权绝对控制”对专业判断的压制；
--张须陀、秦叔宝（秦琼）、罗士信的组合堪称“乱世利刃”：张须陀以少胜多，靠的是对士兵心理的精准把握（“贼见吾退，必悉众来追”）；秦、罗二人“超升其楼”“斩关纳兵”的勇武，既展现了个体能力，也暗示了“猛将择主”的时代趋势——他们后来成为唐朝开国功臣，恰是乱世中“人才流动”的必然；
--董纯的结局最具讽刺：他屡破叛军，却因“盗贼日滋”被诬陷“怯懦”而遭诛杀；王世充则靠“示弱诱敌”的权谋取胜，显露出乱世中“能力不如权术”的生存法则。
结语：一个时代的“墓志铭”
大业十年的历史，本质是隋朝“暴政逻辑”的总爆发：隋炀帝用无休止的征伐、严苛的控制、残酷的刑罚维护统治，却在“民力耗尽、人心尽失”中加速崩塌。农民起义的蔓延、将领的无奈、能臣的冤死，共同构成了隋朝灭亡的“倒计时”。而秦琼、罗士信等人物的崛起，则预示着新的秩序将在旧体系的废墟上，由这些在乱世中淬炼出的力量重新构建——这段记载，恰是“旧时代终结、新时代酝酿”的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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