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五日，隋炀帝亲自率军出发，到了辽水。各路大军都汇合了，在水边摆开阵势。高丽军队在河对岸守着，隋朝军队过不去。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跟别人说：“大老爷们儿的命，该怎么着就怎么着，难道要像那些人一样，用艾灸额头，用瓜蒂喷鼻子，治黄疸病治不好，最后死在儿女身边吗！”于是主动请求当先锋，还跟他三个儿子说：“我深受国家的恩情，今天就是我为国捐躯的时候了！我要是能杀个痛快，你们以后就能过上好日子。”隋炀帝让工部尚书宇文恺在辽水西岸造了三座浮桥，造好之后，把桥往东岸拉，结果桥短了，离东岸还差一丈多。高丽军队大批涌过来，隋朝军队里勇猛的士兵争着跳到水里和敌人交战，高丽军队在高处攻击他们，隋朝士兵根本登不了岸，死了好多人。麦铁杖一下子跳到岸上，和虎贲郎将钱士雄、孟叉等人都战死了。没办法，隋朝军队只好收兵，把桥又拉回到西岸。隋炀帝下诏追封麦铁杖为宿公，让他儿子麦孟才继承爵位，他的二儿子麦仲才、小儿子麦季才都封为正议大夫。然后又让少府监何稠接着修桥，两天就修好了，各路大军依次前进，在东岸和高丽军队展开大战，高丽军队大败，死了上万人。隋朝各路大军乘胜追击，包围了辽东城，也就是汉朝时候的襄平城。隋炀帝渡过辽水，带着曷萨那可汗和高昌王麹伯雅到阵前观战，想吓唬吓唬他们，还下诏大赦天下。命令刑部尚书卫文昇、尚书右丞刘士龙安抚辽东的百姓，免除他们十年的赋税徭役，还在当地设置郡县进行管理。
夏天，五月初四，纳言杨达去世。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像一部浓缩的“帝国崩溃预告片”，字里行间藏着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密码。透过那些看似零散的事件——分治突厥、炼丹闹剧、百万东征、辽水惨败——能清晰看到一个庞大帝国如何在权力失控、决策偏执与资源滥用中，一步步走向崩塌。
权力的“荒诞性消耗”
嵩高道士潘诞的闹剧绝非孤立事件：为炼金丹，隋炀帝建数百间华屋，配二百四十名童男童女，役使数千人，耗时六年，耗费“巨万”。当丹不成，潘诞竟提出用“童男女胆髓各三斛六斗”替代原料——这种反人性的提议，暴露的不仅是迷信，更是绝对权力对“资源”的异化：在皇权面前，人力可以被随意消耗，伦理可以被轻易践踏。更值得玩味的是隋炀帝的反应：他怒斩潘诞，却不是因厌恶残忍，而是因“金丹不成”——本质上，他与潘诞的荒诞是同构的，只是愤怒于“消耗未达目的”。这种对“无效消耗”的容忍，早已为后来征高丽的“规模失控”埋下伏笔。
东征的“表演性军事”
百万大军的部署堪称古代军事史上的“奇观”：一百一十三万士兵分二十四路进发，号称二百万，后勤民夫“倍之”（至少二百二十六万），连营长达九百六十里，御营又延绵八十里。这种规模远超军事需求的“武装游行”，本质是一场政治秀。细究部署细节更耐人寻味：每团“铠胄、缨拂、旗幡异色”，仿佛在搞“军事时装展”；设“受降使者”且“不受大将节制”，将政治宣示置于军事指挥之上。这种对“形式完美”的偏执，恰恰暴露了指挥逻辑的混乱——当一支军队的核心目标从“取胜”变成“展示威严”，失败早已注定。
决策机制的“单向化”
合水县令庾质建议“陛下不亲征，由猛将速战”，本是规避风险、提高效率的合理方案，却被隋炀帝怒斥为“怯懦”；右尚方署监事耿询“切谏”竟差点被当场斩杀；兵部尚书段文振临终前苦劝“夷狄多诈，不可轻信降款”“水潦方降，不可淹迟”，仍未被采纳。这不是简单的“拒谏”，而是整个决策系统的“瘫痪”：皇帝的自负成了唯一的决策依据，专业意见、风险预警全被屏蔽。当一个帝国的最高决策者只愿听“yes”，不愿听“no”，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注定会撞向冰山。
辽水之战的细节，则撕开了“盛世表象”下的粗疏。工部尚书宇文恺造的浮桥竟“短不及岸丈馀”——如此关键的军事工程出现低级失误，绝非偶然。这背后是官僚体系的敷衍？是监督机制的缺失？还是隋炀帝急于求成、忽视细节的必然？无论哪种，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这个帝国的“精密性”早已在虚耗中瓦解。麦铁杖等勇士的战死更具悲剧性：他们用生命践行“荷国恩”的忠诚，却死于一场本可避免的“技术失误”，个人的勇武在系统性缺陷面前，显得格外无力。
回望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或许是：帝国的崩溃往往不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是“内部的齿轮先卡壳了”。分治突厥时的刻意控制（处罗可汗带五百骑随驾），暴露了对边疆的过度猜忌；炼丹闹剧里的资源滥用，显示了皇权对民生的漠视；百万东征的规模失控，反映了政治表演对实际需求的碾压；拒谏杀谏的偏执，堵塞了纠错的最后通道。
当一个帝国把“炫耀”当“实力”，把“规模”当“胜利”，把“顺从”当“忠诚”，它的崩塌就不是意外，而是逻辑的必然。辽水岸边那丈馀的“桥差”，看似是距离，实则是一个王朝从“务实”到“虚妄”的鸿沟——而这道鸿沟，终究要用无数人的生命与整个帝国的命运来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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