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癸巳日，隋炀帝进入楼烦关；壬寅日，到达太原，下诏修建晋阳宫。隋炀帝对御史大夫张衡说：“我想去你家，你可以为我做东。”张衡于是先快马赶到河内，准备好牛肉和酒。隋炀帝登上太行山，开辟了一条九十里的直道。九月己未日，到达济源，到了张衡家。隋炀帝喜欢那里的山水，留下来宴饮了三天，赏赐很丰厚。张衡又献上食物，隋炀帝下令把食物分赐给公卿，下到卫士，人人都能得到。己巳日，隋炀帝回到东都洛阳。
九月壬申日，任命齐王杨暕为河南尹；癸酉日，任命民部尚书杨文思为纳言。
冬季十月，隋炀帝下令河北各郡挑选三千多家有技艺的民户迁到东都，在洛水南岸设置了十二坊来安置他们。
西域的胡人很多到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让吏部侍郎裴矩掌管此事。裴矩知道隋炀帝喜欢谋划远方，每当有胡商到来，裴矩就诱导他们，询问各国的山川风俗、国王以及百姓的礼仪服饰，撰写了《西域图记》三卷，记录了四十四国的情况，入朝奏给隋炀帝。还另外绘制了地图，详细标注各处要害，从西倾山以西，纵横将近两万里，从敦煌出发，到西海，一共有三条道路，北道从伊吾走，中道从高昌走，南道从鄯善走，都汇聚到敦煌。并且说：“凭借国家的威德，将士的英勇，渡过蒙汜水，翻越昆仑山，易如反掌。只是突厥、吐谷浑分别控制着羌、胡等国，从中阻隔，所以他们不能来朝贡。
如今他们都通过商人暗中表达诚意，翘首以盼，愿意做我们的臣民。如果我们安抚他们，务必让他们安定和睦，派出使者，不动用武力，各蕃国顺从后，吐谷浑、突厥就可以消灭，统一戎狄和华夏，就在此举啊！”隋炀帝非常高兴，赐给裴矩五百段帛，每天都把裴矩召到御座前，亲自询问西域的事情。裴矩极力说“胡地有很多珍宝，吐谷浑很容易吞并。”隋炀帝于是感慨地羡慕秦始皇、汉武帝的功绩，一心想要打通西域；对四方边境的经营管理，都交给裴矩。
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又派他到张掖，招引胡人，用利益诱惑他们，劝说他们入朝。从此西域的胡人往来不断，所经过的郡县，迎接护送都疲惫不堪，耗费钱财数以万计，最终导致中原疲惫不堪，直至灭亡，这都是裴矩倡导的结果。
铁勒侵犯边境，隋炀帝派将军冯孝慈从敦煌出发迎击，作战不利。不久铁勒派使者来谢罪，请求投降；隋炀帝派裴矩去安抚他们。
【内核解读】
这段记载聚焦于隋炀帝时期的一系列政治、军事与外交活动，字里行间折射出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轨迹，其中的历史逻辑与治理教训，即便放在今天看仍有深刻启示。
“炫富式外交”背后的国力虚耗
隋炀帝对突厥启民可汗的接待，堪称古代“面子工程”的典型。为彰显天朝上国威仪，他命人打造可容数千人的大帐，陈列盛大仪仗，用散乐表演震慑胡人，还赏赐启民可汗“帛二千万段”及大量珍宝。这种“夸示突厥”的操作，短期内换来了胡人的“骇悦”与臣服表态，却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所有赏赐与排场的成本，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
启民可汗主动提出“变改衣服，一如华夏”，本是文化认同的积极信号，炀帝却以“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为由拒绝——这看似务实，实则暴露了他更在意“威慑”而非“融合”的心态。他需要的是突厥作为“臣服范本”供四方观摩，而非真正的文化融合，这种功利性的外交思维，注定了其成本只会越来越高。
刚愎自用与人才凋零：专制皇权的致命伤
高颎、贺若弼等大臣的结局，是这段记载中最刺眼的部分。高颎作为隋朝开国元勋，曾推动一系列改革，为“开皇之治”奠定基础，却因批评炀帝“遇启民过厚”“长城之役非急务”，被冠以“诽谤朝政”的罪名诛杀，诸子流放、家产抄没。贺若弼、宇文弼也因私下议论“宴可汗太侈”遭同样下场。
这绝非简单的“忠言逆耳”，而是专制皇权下“一言堂”的必然恶果。炀帝不仅拒绝任何对其决策的质疑，更通过暴力手段清除异见者——这直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朝廷失去了有经验、敢直言的治国能臣，决策失误无人纠正；二是官场形成“顺我者昌”的风气，后续裴矩“诱胡入朝”的投机行为，正是这种风气的产物。当权力失去制衡，再英明的君主也会陷入自我膨胀的陷阱，炀帝后期的穷兵黩武与奢侈无度，与此密不可分。
“扩张欲”与“民力极限”的失衡：隋朝灭亡的加速器
炀帝的野心不止于震慑突厥，他还想效仿秦皇汉武“混壹戎夏”，于是在裴矩的推动下，全力经略西域。裴矩通过诱导西域商人、编撰《西域图记》，迎合炀帝的“远略”，甚至提出“弗动兵车而诸蕃可服”的美好愿景。但现实是：西域诸国“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为支撑这种扩张，炀帝又征发百万丁男筑长城、造行殿行城、修直道，将百姓拖入无休止的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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