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尚书沈敬之则牵头对四川官员进行考核，他派吏部侍郎陆文渊前往四川，亲自负责考核工作。陆文渊秉持“不拘出身、唯才是举”的原则，对四川各级官员进行全面考察，不仅考核政绩，还注重品行与能力。
经过考核，共有三十余名不合格官员被革职或降职，同时选拔了二十余名实干人才，其中包括几位在平乱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地方小吏与寒门士子。新官员上任后，积极推行新政，安抚民生，四川吏治焕然一新。
谢明也从国库调拨大量物资支援四川，包括粮食十万石、绸缎五千匹、白银二十万两，用于民生安抚与经济复苏。而于擎则亲自牵头，将这些物资分类登记，派官员逐村逐寨发放，严禁任何官员克扣。他还特意制定了“民生台账”，详细记录每户受灾百姓的损失与需求，确保物资精准帮扶到位。同时，他采纳谢明的建议，指令下属协助四川布政使整顿漕运与商贸，在川蜀边境设立通商口岸，允许部族百姓与内地商人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有部族首领担忧通商会引发纠纷，于擎便亲自拟定通商规则，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还派专人负责调解商贸纠纷，让边境贸易有序开展。
谢明也从国库调拨大量物资支援四川，包括粮食十万石、绸缎五千匹、白银二十万两，用于民生安抚与经济复苏。同时，他指令户部协助四川布政使整顿漕运与商贸，恢复川蜀与周边省份的物资流通，促进经济发展。
工部尚书冯衍也派工部侍郎卢浚前往四川，协助当地修复被战乱损毁的城池、桥梁、水利设施。卢浚带领工匠与民夫，先修复了成都等重要城市的城墙与基础设施，再着手修复水利工程，保障农业生产。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四川的民生与经济逐渐复苏。流离失所的流民纷纷返乡，重建家园，农田重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逐步恢复；商贸活动日益频繁，川蜀的茶叶、丝绸等特产源源不断地运往外地；城市恢复了往日的繁华，百姓安居乐业。
为巩固复苏成果，于擎还建议朝廷在四川推行“农桑学堂”，由浙江布政使秦仲派遣农技人员前往授课，传授新的耕作技术与养蚕缫丝技艺。萧燊准奏后，“农桑学堂”很快在四川各地设立，惠及无数农户，进一步促进了四川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
四川蛮乱的平定与善后工作的顺利推进，不仅稳定了川疆局势，更为新政在边地的深化推行提供了宝贵经验。萧燊下令将四川推行的“恩威并施”边策与土司监管制，作为边地治理的范本，推广到云南、贵州等蛮族聚居地区。
在推广过程中，朝廷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对土司制进行了适当调整，确保制度的可行性与适用性。同时，要求各地官员严格遵循“尊重习俗、安抚民生”的原则，加强对边地的治理，不得再出现欺压少数民族的情况。
新政在边地的深化推行，取得了显着成效。云南、贵州等地的蛮族部族纷纷归附朝廷，接受土司建制，边地局势愈发稳定。朝廷通过土司对边地进行有效管理，同时加强了边地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边地的发展。
此次川蜀平乱，也让萧燊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吏治建设的重要性。他下令吏部进一步完善选官制度与考核机制，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管，尤其是边地官员的选拔与考核，确保选拔出的官员能够胜任边地治理工作。
随着川疆的稳固与新政的深化，大吴朝的统治根基愈发牢固。各地百姓安居乐业，经济逐步复苏，文化日益繁荣，一个清明繁荣的时代正在悄然开启。萧燊站在乾清宫的露台之上，眺望远方，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片尾
萧燊承谢渊 “恩威并施” 之遗策，为边地治理之纲纪。其驭边也，恩抚归顺之族，威惩叛乱之徒，明赏罚、正吏治、兴民生，中枢决策与前线经略同频，土司建制与地方绥靖相协。
一系列安边之策，不仅速平川蜀之乱，奠安西南疆宇，更使新政体系益臻完善，为后世边地治理树之范则，彰显大吴驭远之智与守土之担当。
卷尾
萧燊知人善任，明断如流，恪守 “恩威并施” 之旨，平叛乱、固边圉，奠国安之基；于擎禀谢渊遗志，运筹帷幄，剿抚兼施，智破川蜀蛮氛，使西南复归宁谧；谢明总揽军需，殚精竭虑，调度有方，转输粮饷无阙，为平乱之捷筑牢后勤之障；沈敬之稽考故典，酌古今之宜，献土司建制之策，促成边地长治之局；赵烈勇冠三军，摧锋陷阵，所向披靡，实为平乱之干城劲旅。
川蜀之乱既平，善后之策悉行，此乃大吴新政推进之重要里程碑也。其功不仅在廓清边尘、纾解危局，更在完善邦国治理体系，强化中枢与边地之联络，使新政之泽渐被西南。当此之时，大吴既脱前朝乱政之锢，渐趋长治久安、繁荣昌隆之境。然治道无穷，后续犹面临财政改革之深化、西北边防之巩固、民生福祉之增益等新试，惟其砥砺前行，方得臻于盛世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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