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王伯的声音明显低沉下来：“新仁病了？唉……这……这咋整……住院要花大钱吧？”他顿了顿，似乎在思考，“房子的事……我先帮你们把名额摁住！但时间不等人啊！你们……唉，想想办法！这可是安身立命的大事！以后老了，总得有个自己的窝吧？”
挂了电话，阮雪看着病床上昏睡的王新仁，再看看缴费单上触目惊心的数字，巨大的无力感几乎将她击垮。一边是丈夫救命的钱，一边是全家未来的窝。手心手背都是肉，她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刀子割下去。
就在阮雪陷入绝境，几乎要被撕扯成两半时，又一个来自老家的电话带来了转机。这次是乡里树人学校的刘校长。
“新仁嫂子吗？我是树人学校的老刘啊！”刘校长的声音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温和，“听说新仁兄弟病了？唉，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你多保重啊！”
寒暄过后，刘校长切入正题：“是这样，嫂子，有个事想跟你和新仁兄弟商量一下。乡里现在搞教育改革，提倡劳动实践、乡土教育。我们学校想搞个学农基地，让孩子们能亲手种种菜，体验一下。看来看去，觉得你家在村西河边那两亩责任田位置好，土质也不错，离学校也近。你看……学校能不能租用？租金我们按市场价给，签正式合同！一年一签，钱每年按时打到你们卡上！”
租地？阮雪的心猛地一跳！那两亩地，自从他们全家搬到长沙后，就一直托付给亲戚粗放地种着，收成微薄，几乎等于荒废。如果能租给学校，换一笔稳定的租金……
“刘校长，这……这是好事啊！”阮雪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发颤，“只是……那地我们好些年没好好打理了，怕……”
“不怕不怕！”刘校长连忙说，“学校就是看中那块地的基础好。我们请农技员指导，孩子们自己动手整理，正好是劳动教育！租金嘛，乡里统一有标准，一年四千块！你看怎么样？要是行，我这就把合同草稿寄给你看看！”
一年四千！虽然不算多，但对于此刻的阮雪来说，这无疑是久旱逢甘霖！这笔钱，细水长流，正好可以填补一部分王新仁长期吃药和后续复查的费用缺口！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笔稳定的、旱涝保收的进项！有了它，至少不用再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撞墙！
“行！刘校长！太谢谢您了！太谢谢学校了！”阮雪连声答应，泪水再次模糊了视线。这一次，是绝处逢生的感激。
病床上的王新仁在药物的作用下，病情终于得到了初步控制，从急性肾损伤的边缘拉了回来，暂时避免了透析。但医生严肃地告诫，他的肾脏功能已严重受损，必须长期服药、定期复查、严格控制饮食和避免劳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出院那天，王新仁瘦了一大圈，脸色依旧灰暗，走路都有些虚浮。他沉默地看着阮雪结清最后一笔住院费（那笔钱掏空了饼干盒里最后一点积蓄，还借了养老中心几个同事几千块），眼神黯淡无光。
回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出租屋，王新仁看着墙上儿子那张“长沙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再看看镜子里自己憔悴衰老、仿佛被抽干了精气神的模样，一种巨大的、无声的悲凉笼罩了他。他曾经是家里的顶梁柱，用肩膀扛起一切风雨。可现在，他成了一个需要长期吃药的“药罐子”，一个连一阵冷风都扛不住的废人。那个顶风冒雨、在码头扛包、在工地搬砖、在街头吆喝卖菜的王新仁，好像一夜之间被这场病彻底击垮了。
阮雪把老家扶贫房和学校租地的事情告诉了他。王新仁坐在床边，低着头，久久没有说话。他粗糙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上那条洗得发白的旧裤子。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声音沙哑干涩，像砂纸摩擦：“房……先不建了。那三万……留着……给你和孩子们……应急。我……我这身子……以后花钱的地方……多。”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窗外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灯上，那灯光在他灰暗的眼底投下一点微弱的光斑，随即又熄灭，“地……租给学校好。孩子们……能有点事做……那钱……细水长流……好。”
他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认命般的、沉重的放弃。放弃那个带小院的两层楼，那个象征着安稳归宿的梦想。为了活下去，为了不拖垮这个刚刚站稳脚跟的家。
阮雪看着他，鼻子一酸，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她走过去，握住丈夫冰凉的手：“新仁，别瞎想。房，以后等华民出息了，我们总能建！现在，你好好的，把身体养好，比什么都强！学校租地的钱，加上我的工资，咱们慢慢来，日子总能过下去！”
王新仁没再说话，只是反手用力握紧了妻子的手。那力道很大，指节都泛了白，仿佛在抓住生命中仅存的、最后的依靠。他转过头，目光望向厨房——华民正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忙碌着准备晚饭，单薄的背影在灯光下显得异常挺拔。少年沉默地翻炒着锅里的青菜，动作沉稳而熟练，锅铲与铁锅碰撞的声音，成了这间被疾病和现实重压笼罩的陋室里，唯一稳定而有力的节奏。窗外，城市的夜色深沉，属于他们的那盏灯火，在风雨飘摇后，依旧顽强地亮着，微弱，却未曾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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