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三）
张姐吐出的那个数字，像三块冰冷的巨石，沉沉压在王新仁和阮雪的心口。出租屋里，那晚的灯似乎比往日更暗，连墙上剥落的墙皮都透着一股灰败的死气。王新仁蹲在墙角，闷头抽着最劣质的烟，烟雾缭绕，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只有偶尔烟头明灭的瞬间，映亮他眼底一片深不见底的绝望。
“三万……”阮雪的声音轻得像游丝，空洞地悬在烟雾里，“我们去哪里找三万？”
王新仁狠狠吸了一口烟，烟蒂按在地上，碾得粉碎。“挣！”他猛地抬起头，声音嘶哑，带着一种近乎凶狠的决绝，“我去码头扛包，去工地搬砖！你……你不是在群里接活吗？多接！挑贵的接！白天干完晚上干！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阮雪，像要把这口活下去的气硬灌进她身体里，“孩子不能没有妈！这个证，必须办！”
阮雪被他眼中的火焰灼了一下，泪水无声地涌出。她用力点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用疼痛逼回软弱：“好！挣！我们挣！”
生活的齿轮，在王新仁和阮雪身上，骤然加速到令人窒息的程度。
王新仁彻底放弃了风吹日晒、收入微薄且不稳定的贩菜。他如同一块沉默的礁石，扑向了城市最粗粝的角落。晨曦微露，他已在码头冰冷的船舷边，弓着腰，咬着牙，扛起百十斤的麻袋，一步步挪向堆场，汗水混着灰尘在黝黑的脊背上冲刷出道道泥沟。午后，他又出现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穿梭，搬运砖块、搅拌水泥，沉重的劳动让他的腰背在夜晚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他专挑那些没人愿意干的、最累最脏的力气活，只因为工头会多塞给他几十块钱。晚上回家，常常累得连话都说不出，胡乱扒几口冷饭，倒头便睡，鼾声沉重得像破旧的风箱。
阮雪的日子，则像一根绷紧到极限的弦。在朋友介绍下，她加入了好几个长沙本地的家政服务群。她给自己取了个名字：王雪晴。这名字像一层薄薄的、易碎的壳，罩在她真实的身份之上。她不敢再用阮雪这个名字，更不敢用那张写着“阮雪”的过期签证。在一个昏暗的小巷深处，她花了三百块，从一个眼神闪烁的男人手里，买来一张粗糙的、写着“王雪晴”名字的假身份证复印件。这张纸，成了她进入别人家门的唯一通行证，也像一颗定时炸弹，揣在她怀里，日夜提心吊胆。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群里的单子，她专挑那些要求高、时间长、别人嫌麻烦但报酬也相对优渥的活：给刚装修完的新房做彻底开荒保洁，照顾术后康复期需要24小时看护的老人，或者去那种大平层、大别墅做深度清洁。她手脚麻利，沉默寡言，雇主挑剔时，她只低头做事，从不争辩。别人不愿擦的高窗，她搬凳子踮脚擦得锃亮；别人嫌脏的厨房重油污，她跪在地上用钢丝球一点点蹭干净；别人抱怨照顾失能老人太辛苦，她默默忍受着异味和半夜的呼叫，按时喂饭擦身翻身。
她的一天被切割成好几块。清晨五点，天还没亮透，她已经在一户人家擦洗厨房；上午九点，赶到另一户做日常保洁；下午两点，可能又出现在一位独居老人家里，做饭、打扫、陪聊；傍晚六点，再匆匆赶往下一家做晚饭和简单清洁。晚上九点、十点，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到出租屋，常常累得连澡都不想洗，只想瘫倒。
收入确实可观了。一张张皱巴巴的十块、二十块、五十块，甚至偶尔有一百块，被她小心翼翼地抚平，叠好，藏进那个旧饼干盒的深处。盒子的分量在缓慢增加，每一次放入新挣的钱，都像在深渊边缘垒起一块小小的石头。但这份“可观”，是透支健康、透支睡眠、透支安全换来的。每次看到小区门口有穿制服的人，或者听到楼道里有查户口的动静，阮雪的心脏就会瞬间提到嗓子眼，浑身冰凉，像受惊的兔子一样立刻躲藏起来，直到警报解除，冷汗早已湿透后背。那张“王雪晴”的假证，在真正的权威面前，脆弱得像一张废纸。
王华民把自己更深地埋进了书本里。放学铃声一响，他永远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的人。他不再参与任何同学关于零食、游戏或者新球鞋的讨论，匆匆的脚步只为赶回家。家里常常是冰冷的灶台和空荡的房间。他放下书包，熟练地系上围裙，淘米、洗菜。等妹妹华英回来，他正好能把简单的饭菜端上桌。华英叽叽喳喳说着学校里的事，华民安静地听着，偶尔回应一两句，心思却早已飘到书桌前摊开的习题册上。
中考前的日子，空气里都弥漫着硝烟味。王华民像一块沉默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所有知识。深夜，当父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常常看到他房间的门缝下还透着一线微光，里面是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以及少年压抑的咳嗽声——他感冒很久了，一直没好利索，舍不得花钱买药，更舍不得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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