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纪稍长的警察走了进来，皮鞋踩在地板上，声音闷闷的。他掏出一个黑皮本子，翻开，亮出一张卡片。卡片上印着照片和字，他把它举到我眼前，像展示一张过期的电影票。
“派出所的。”他说，声音不高，但很沉。“接到报案，关宏军是哪个？”
我心里那根弦没断，反而松了松。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像冬天总会结冰。我看着他，脸上挤出一点客气，像挤牙膏。“我就是。同志，什么事？”
年轻的那个警察站得笔直，眼神里带着点没磨平的棱角，他开口，语气软了些：“是这样，一个叫徐褐的，报案说她姐姐住在这家医院。她说，在患者亲属不在场的时候，你……把人给害了。”
我张了张嘴，话还没滚到舌尖，娄佳怡已经跨了一步，挡在我前面。她穿着那身笔挺的西装，像一堵墙。“我是关先生的律师。”她的声音很冷，像冰碴子，“这么重的帽子扣下来，总得有真东西吧？证据呢？”
空气好像凝住了，只剩下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混着警察身上淡淡的烟草味，一股脑往鼻子里钻。
两个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那眼神里带着点职业性的疲惫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像是在说，这活儿还没开始，就碰上了硬茬子。他们原本可能觉得这报案不过是场误会，或者某个情绪激动的人撒泼，但现在，一个穿着得体、说话带刺的律师杵在这儿，倒让他们心里那杆秤悄悄偏了偏——这事儿，或许没那么简单。
年纪大的那个，脸上褶子深些，像是被岁月和无数类似的场面磨出来的。他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算不上笑的笑，声音平稳，带着一种见惯了风浪的淡然：“别紧张，有报案就得来，这是规矩。我们就是来问问，核实一下。要是真有什么大事，自然有专门的人来管。”
我朝娄佳怡使了个眼色，那眼神里带着点恳求，也带着点无奈。这地方，这空气，都浸着一种沉重的悲伤，我不想再往这潭死水里扔石头。我侧过身，做了个“请”的手势，像招待不速之客的主人，领着他们往医生办公室走。
年轻的那个警察跟在我后面，脚步轻些，眼神却不安分。他扭头朝病房里瞟了一眼，目光落在那张被白布单盖得严严实实的床上，那白布单像一层薄薄的雪，盖住了所有可能有的挣扎和温度。他收回目光，声音里带着点试探，也带着点年轻人特有的直接：“你和……里头那位，什么关系？”
“亲属。”我吐出两个字，声音不高不低。
年轻警察的眉头拧了一下，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往前凑了半步，语气里带着点追问的意味：“哪种亲属？说清楚点。”
我没接话，只是抬眼看了他一下，那眼神里没什么温度，像看一个不懂事的晚辈。年纪大的警察见状，抬手摆了摆，像是在驱散一股无形的烟：“先别急着问这些，”他转头看向我，语气平和了些，“关先生，我们先和医生核实一下情况，死亡原因得先弄清楚，后面的事才好说。”
他说话的时候，眼神很稳，带着一种经历过太多类似场面后的从容，条理清晰，不慌不忙。我看着他，心里竟生出一点佩服——这人，是个老手。
我领着他们走进医生办公室，值班医生正低头翻着病历，听见动静抬起头，脸上带着点没反应过来的茫然。我简单说了两句警察的来意，他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把病历合上放在桌上。
年纪大的警察朝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点职业性的客气：“关先生，麻烦您先回避一下，我们先和医生谈谈。”
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转身退了出来，顺手带上了门。门合上的那一刻，我听见里面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还有年轻警察压低嗓门的询问。走廊里的灯光有些暗，我靠在墙上，看着对面墙上的“静”字，心里忽然有点空。
林蕈几个人围了上来，他们的目光像温热的毛巾，敷在我脸上。王雁书的嘴像把快刀，没等我开口就切了进来：“这算是什么人家？宏军你出了钱，又搭上了工夫，最后换回来这么个东西。”
我扯了扯嘴角，那笑容大概比哭还难看。“姐，”我说，“被人冤枉，被人委屈，对我来说不就是吃饭喝水一样平常的事吗。我这么做，是因为她是宁舒的妈妈。”
林蕈的眼睛红了，像两颗熟透的樱桃。她伸出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手掌很轻，却带着分量。“好人有好报，”她说，“我懂你，也撑你。”
娄佳怡的脸上又挂上了那副职业的表情，像戴上了一张冰冷的面具。她侧过头，对身边的王勇说：“去，盯住那个叫徐褐的。他已经涉嫌诬告陷害罪，别让他溜了。”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节外生枝，刚要张嘴制止，王勇已经像一匹脱了缰的马，撒开腿冲了出去。我看着他的背影，又看了看娄佳怡，心里想，这个女人不简单，能把王勇这样的男人驯得这么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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