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哪三大症结？”李亨问道。
“太子殿下容禀。”杜甫欠了欠身，说道，“其一乃是朝纲混乱，府库空虚。
自开元末年以来，奸相李林甫、杨国忠、陈希烈等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欺上瞒下，打压忠良，任人唯亲。三省六部九寺推诿扯皮，以至政令不畅，政务处理滞缓，朝廷行政效率极其低下。
加之奢靡之风盛行，对外征伐无度，对内大兴土木，虚耗钱粮，致使府库亏空。
我朝税赋本有定例，分为租庸调三项。租者，田租之征，每丁岁纳粟二石，此乃国之根基，养民力而固邦本。
庸者，力役之代，每丁年役二十日。若不服役，则可输绢或布以替，日折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使民力得以灵活调配，于公私皆有裨益。
调者，随乡土所产而纳，岁输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乃因地制宜，取民之有余而补国用之不足。
然而，近年以来，情势大变。因对外征伐过于频繁，国库空虚，不得不屡屡加税。每至征收之时，百姓们苦不堪言。
更有官员贪墨，胥吏横行，层层盘剥。本已沉重的赋税，经过各级官员之手，越发不堪重负。官吏勾结，中饱私囊，常以各种名目额外增收赋税，将国家正税挪为己用，屡屡有之。
富者凭借权势与财富，勾结官府，隐匿田产，转嫁赋税于贫弱之人。贫者虽田亩稀少，却承担着过重的赋税压力，以至许多百姓生活困苦，甚至倾家荡产，沦为奴隶。
如此一来，民心渐失，民怨沸腾，若不加以整治革新，长此以往，我大唐盛世恐难以为继，国将不国，民亦不安。”
李亨闻言，频频点头，心中万分欢喜。他完全没有想到，杜甫不仅善于写诗，于朝政治理方面也颇有见地。
“朝纲混乱，府库空虚，这些本宫早有体会。这第二大症结呢？”李亨问道。
杜甫拱了拱手，继续说道：“其二乃是军事积弊，弱干强枝。
我大唐以府兵立国，每有战事，朝廷即可征调府兵出征。府兵平日务农，闲时训练，无需国家长期耗费大量资财用于供养庞大的常备军队，极大减轻了财政负担。
府兵制下，兵将分离，战事结束之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如此一来，就可以有效避免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况。自高祖、太宗皇帝以来，历经高宗、圣后、中宗、睿宗诸皇帝，国势昌盛，边疆安宁，府兵制功不可没。
然而，近年来，府兵制逐渐瓦解，募兵制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边镇节度使借机大肆扩充兵力。
朝廷批准招募一千，边镇偷偷招募三千。朝廷准许招募一万，边镇往往要招三五万。
如安禄山之辈，坐拥边军二十余万，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在河朔地区经营多年，兵将之间关系盘根错节，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军事势力。
（范阳镇主要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北部、北京市及天津市的部分地区，治所位于幽州。平卢镇大致在今天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治所位于营州。河东镇大约位于现在的山西省，治所设在太原府。）
但是，朝廷直属的禁军兵力非常薄弱，难以对地方藩镇形成有效的威慑与制衡。
太宗朝时，全国总共有六百三十四个折冲府，而关中地区的折冲府占到了总数的五分之二，这是典型的强干弱枝。
而如今，叛军长驱直入，朝廷仓促应战，屡战屡败，致使山河破碎，百姓蒙难。
尤其是哥舒翰在潼关大败之后，朝廷几乎没有可以御敌之兵，这都是弱干强枝之害！”杜甫说着，神色万分凝重，仿佛盘踞的刀光和黎民的惨叫就在眼前。
“先生之言一针见血。这军事之患，本宫必将重塑军队秩序。那第三大症结呢？”李亨眉头紧皱，但目光坚毅。
杜甫顿了顿，继续说道：“其三乃是百姓困厄，流离失所。
安史之乱的烽火燃遍河南河北，此乃中原腹地，华夏之根本。
叛乱发生以来，百姓惨遭战火涂炭，纷纷背井离乡。逃亡路上，百姓们易子而食，往往饿殍遍野。
加之瘟疫横行，一村之内，阖家死绝的比比皆是。死者相枕藉，尸骸无人收，腐臭之气弥漫四野，惨不忍睹。
因生活所迫，部分难民铤而走险，或为盗寇，滋扰地方；或被叛军裹胁，为叛军壮大声威。
如今，关中地区民生凋敝，兵源枯竭。而河东、河南地区难民无数，却无法安顿。”杜甫说着，眼中满是忧虑与悲悯。
李亨听后，沉思良久，缓缓说道：“杜先生剖析得透彻，这正是我大唐目前所面临的困局，本宫也是忧心忡忡，心急如焚。尤其是第三点，关中兵源已近枯竭，乃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李亨不由得感慨：《旧唐书》上的杜甫，除了吟诗作赋、忧国忧民之外，似乎没有什么长处，甚至还有点不解风情。但眼前的这个杜甫，眼光敏锐，见解深入，与史书上记载的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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