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洪之险闻于天下”，而尤以徐州、吕梁二洪为甚。
也就是这一时期，道潜写下了他那着名的诗句：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
道潜《参寥子集》中一首诗序，提及到自己在徐州时的往事：
当时，道潜与苏轼在虚白斋闲坐，正好有客人送给苏轼一条活鱼。苏轼转赠给道潜，让其放生，并令道潜以此事为题作诗。
道潜作诗后，苏轼又和诗一首。偏偏这首和诗，最后也出了问题。
《乌台诗案》：其中“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中的“鱼尾赤”，俗话说，鱼劳则尾赤，被指苏轼是讽刺当时的徐州大水过后，民夫们劳役迭起，苦不堪言。而“数罟”指最细密的渔网，被指苏轼是嘲讽朝廷的青苗、助役之法，就像密网之取鱼，对民众的攫取简直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
徐州大水之后，又是百日不雨，以至于冬日里雪不敛尘，麦不盖土。
鉴于前任太守傅尧俞曾在雾猪泉祷雨成功的案例，苏轼便带着徐州教授舒焕（字尧文）来到徐州辖下的萧县，前往萧县东南五十里雾猪山上的雾猪泉为民祷雪。
在这里，苏轼不仅专门作了《祈雪雾猪泉祝文》，还与舒教授唱和了一番。
至于此次祈雪的效果，史上没有记载，但关于苏轼与徐州的煤炭开发，却有着明确的记载。
徐州是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其煤炭开采和利用历史极为悠久。据史料记载，徐州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使用煤炭。
有趣的是，为我们留下这一珍贵历史文献的，不是史学家，也不是科学家，而是苏轼。更为有趣的是，有关宋朝时期徐州煤炭开采的史料，不是见于史书或方志，而是苏东坡乘兴而作的诗文《石炭》。
“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这是苏轼在其所作的《石炭》诗前的引言。
石炭，即煤，苏轼把这些石炭称之为“山中的遗宝”，在宋时不少地方已逐渐为冶铸业与民用生活燃料。
徐州自上年大水之后，燃料缺乏。
水灾之后，又逢旱灾；旱灾稍缓，寒灾接踵而至。是年冬季，徐州连降大雪，天气异常寒冷，薪柴奇缺且价格高昂，一床被子连半捆湿柴都换不到。
为御严寒，百姓迎风冒雪，四处奔走，争相砍伐林木，以致“千里禾麻一半空”，居民烧火做饭以及取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
苏轼不忍百姓遭此饥寒，便积极组织人力，四处寻找煤炭。
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元丰元年腊月间于徐州西南的白土镇，发现了储量可观、品质优良的煤矿。
找到煤炭后，徐州百姓们欣喜不已，苏东坡更是激动万分，挥笔写下了一首传诵千古的《石炭》诗。
徐州开煤矿，是苏轼仕途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记叙此事的《石炭》诗，不仅是我国古代煤炭史上的第一曲赞歌，更是我们今天研究徐州煤矿发展史的第一篇史料。
道潜过淮上时，又托专人给苏轼捎来了书信。
在信中，道潜表达了对苏轼的念念不忘之情，令苏轼异常感动。
苏轼回信说，每次在来到逍遥堂时，想起与道潜禅师一起游览并夜宿的经历，没有不怅然的。对参寥子寄来的三首诗作，苏轼觉得无不清新美好，读之都不忍释手，姑且先唱和一首附信寄回。
只是参寥子求作的真赞，苏轼因公务繁忙还尚未动笔。
在回信中，苏轼还对参寥子说，明年开春自己会向朝廷谋求一个江浙一带的州郡任职，到时候会第一时间通知他。道潜所要的墨条，苏轼已给准备了两条上品的，改日奉上。
苏轼所说的谋求江浙一郡，并非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他还确实向当时的枢密院一位朋友写信求助。当时的枢密使为吴充，枢密副使为王韶，而冯京、孙固、吕公着、薛向、曾孝宽等苏轼的一众朋友都在枢密院任要职，至于苏轼的求助信是写给哪位朋友的，今天已不得而知。
不过苏轼给亲家翁、范镇三子范百嘉（字子丰）写过信，却是有着确切记载的。
范百嘉之女已经许配给了苏过，虽然此时的苏过年方七岁，但在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苏轼就可以亲家翁的口吻互称了。
在给范百嘉的信中，苏轼说他听到浙江四明来年四月有个空缺，尚未定下人选，想让亲家翁在朝中打探一下，找找门路。苏轼也知道这事确实有点使范百嘉作难，但为了能够到江浙一带任职，就在所不惜了。
后来，在得知不能到四明去的消息后，苏轼只得退而求其次，开始谋求到淮浙一带了。
正在此时，苏轼得知大表哥文与可已经被除知吴兴（湖州）。在为表哥庆贺的同时，苏轼还告诉表哥，自己目前在谋求到安徽宣城任职，如果愿望实现，那么与表哥任职的州界将是接壤的，那将是一件奇事。
他还告诉大表哥，这次沿南河赴任时，行船会很难。因此建议表哥走五丈河，经曹、郓、济三城到徐州来与自己相会，然后再从泗水进入淮河。
苏轼说他写此信时，毛笔已经上冻，因此自己的字迹及其表述都不够严谨。但我们知道，苏轼对大表哥表达出的渴望团聚之愿望却是格外真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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