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焦山和北固山，自古被誉为“镇江三山”。
次日天刚亮，在金山寺洗漱完毕的苏轼，当然不会错过的另外两处名山，自金山放船，顺流而下就到了下游的焦山。
焦山是一座位于长江江心的岛屿，因东汉时的焦光隐居此山而得名。山体周围碧波环抱，林木蓊郁，绿草如茵，宛然碧玉之浮江。焦山与对岸的象山夹江对峙，正所谓“万川东注，一岛中立”，有江南“水上公园”之喻，被誉为“江中浮玉”。
焦山之所以享誉中外，其一是因为焦山耸峙于江心，犹如“中流砥柱”、“镇江之石”，气势极为磅礴。加之山寺隐约，水域广阔，环境幽美，宛若人间仙岛在水中缥缈。
其次是由于焦山上还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和着名古迹，摩崖石刻闻名中外，碑林墨宝之众多，堪与西安碑林媲美，为江南的第一大碑林。
在焦山，苏轼有幸见到了乡僧焦山长老。
从焦山上下来，苏轼又上了北固山。北固山由于北临长江，形势险固，故名北固。
登上山顶，东看焦山，西望金山，隔江相望，扬州的平山堂清晰可见，确实会使人有着“金焦两山小，吴楚一江分。”之感。
北固山上有座甘露寺，相传因晚唐宝历年间天降甘露于此山，名相李德裕遂主持修建。三国时期传说中“刘皇叔招亲”的故事就发生在甘露寺。
苏轼一行到了苏州，先是游览了虎丘。
虎丘位于今苏州城阊门外的山塘街，据传春秋末期吴王阊闾死后葬于此丘，后有虎踞其上，故称虎丘。
虎丘的人文历史可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和苏州古城的历史一样悠久。
在虎丘，苏轼观看了老前辈王禹偁（音称）的画像。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北宋时期的诗人、散文家，还是个有名的直臣，因敢于直谏而屡遭贬谪。
巧合的是，此人在宋真宗时期也曾被贬谪到黄州过，这是苏轼万万没有想到的，苏轼此番之所以去观其画像，还只是单纯地崇敬老王的气节而已。
王禹偁的曾孙叫王汾，后来在和苏轼同朝为官期间，两人还不时有过交往。
苏轼在苏州时，恰逢苏州的报恩寺正在重造古塔，苏轼看到当地的诸位公卿与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都将各自收藏的舍利捐了出来。苏轼自己虽没有舍利可以捐献，但是自己却珍藏有一只龟形铜盒，这只铜盒还是老朋友王姬送他的。
彼时的苏轼在凤翔府任上时，辖地的武功县令王颐（字正父）与之相厚。
长安有个地方修古塔时，挖出来了这只龟形铜盒，王姬就送给了苏轼。苏轼一直是用它来盛放自己私人印章的，今天看到诸位捐出的舍利后，觉得用它来盛放舍利可能作用更大一些，于是就把铜盒捐给了报恩寺。
十月二十八，苏轼又沿京杭大运河舟行南下，不日即抵达目的地杭州。
到了杭州，公事交割完毕，安置停当后就第一时间给弟弟苏辙寄了两首诗，算是报了平安。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日后这两首诗中竟也有被变法集团视为“反动”的内容。
因诗中有“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初到杭州寄子由二绝·其一》）句，变法派们认为，苏轼是借自嘲自己的能力不能胜任，暗讽当下的青苗、助役法等法均繁杂不可办理。
还有，在最后两句中，苏轼把自己比作是虽然耳聋但仍能机械地“拜起送往”的汉代官员许丞，希望陛下也能早日换掉自己这位“聋丞”。
那意思是说，面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法，我苏轼就是一聋子或瞎子，一点也看不懂这些东东！
当然，这只是变法派对苏轼诗句的理解。
当时的杭州下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於潜、新城、盐官、昌化共八个县，杭州的府治在钱塘、仁和，州守是一位叫沈立的老干部。
沈立，字立之，藏书家、水利学家（这有点猛），历阳（今安徽和县）人。
老沈通过采集大河事迹以及治河过程的古今利弊，着有《河防通议》一书，是我国论述河工技术最早的着作，后来治河的官员都时常以此书为根据。此人先后曾知越州、杭州、审官西院、江宁府等。
在以沈立为核心的领导班子中，张靓（字子明）与俞希旦（俞献卿之子，丹徒人）为变法集团派来的监司。
监司是有监察州县之权力的地方长官，宋时的转运使、转运副使、转运判官与提点刑狱、提举常平都有监察该辖区的官吏之责，这些人统称为“监司”。
历朝历代的王朝，对于地方上的行政都是要进行全权把握的，这也是一种中央对于地方上的把控，地方上的行政组织负担了大量的任务，比如说经济、治安、司法等等。中央为了能够有效地收集地方上面的信息，监司就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机构。
地方上的各种信息都会通过监司直达中央，监司可以直接越过州守直接上报皇帝以防止信息渠道的蒙蔽，同时监司也会提供谏言，成为当时朝廷上下一种别样的谏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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