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苏轼敬重王安石，但二人在政治主张上存在分歧。苏轼受黄老“无为而治”的影响，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官不扰民，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
而王安石的变法在苏轼看来过于“激进”，幻想着通过经济手段迅速地从民间为朝廷积累财富，实则是变相地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导致百姓负债累累，流离失所，甚至饿死者不下百万，好多平民百姓被迫沦为盗贼。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政策过于强调实用性，忽视了人文关怀和社会福利，社会环境日益恶化，人民生活变得艰难，对吏治不负责，对百姓残酷无情，这样的政策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
直到后来，作为体制内的一位礼部尚书，苏轼又亲历了王安石变法对整个社会的实际影响。最终他悲观地认为王安石变法不仅没有解决朝廷内部的腐败问题，反而加重了官员的贪污和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朝廷的公信力，增加了百姓的反感和不满，这种政策根本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
总的来说，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非出于个人成见，而是由于上述的政见不同、社会影响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原因。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确实是持反对意见的，但这种反对意见并非一开始就有，而是慢慢滋生，慢慢升级。苏轼认为宋朝弊病很多，理应变革，但变革宜缓慢进行，才能不伤及宋朝的根本。对于王安石的变法，苏轼一开始持谨慎态度，并不轻言反对。
当看到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时，苏轼才上书宋神宗，表达了他的看法和忧虑。两年之后，变法深入执行，苏轼却看到变法效果不理想，反倒给百姓带来困扰，苏轼就开始严厉批评，并最终与其他保守派站在同一战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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