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进行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年纪轻轻的神宗皇帝立志变法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就特召四十八岁的江宁（今南京）知府王安石火速入京，企图一下子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上位后，首先成立了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原来的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曾布、吕惠卿等人参与草拟新法。
鉴于我们本书企图反映的主体——苏轼在任地方官后如何在新法的氛围中履行政务——由此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在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问题上，功过成败，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说为佳。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熟知政治经济学的专业人士，以及对于后世带来的结果是好是坏，千余年后仍没有最终定论的今天，我们也只有避重就轻，不再班门弄斧为好。
但为了说清楚这次变法的具体内容，阐述好它对当时社会以及苏轼本人的影响，经过粗略归纳，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分为理财、农业、军事、教育等措施（以下内容可能会十分枯燥），其具体内容大约有十一项之多：
一、理财措施：
旨在通过限制贵族奸商们的盘剥复利，把这些奸商们的盈利特权收归国有，劳动人民的税赋不必增加就能使国库充盈，也就是当时鼓吹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变法在为国家理财方面主要有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1. 均输法
均输法不是宋神宗时王安石所首创，乃系仿桑弘羊、刘晏之法而加以变通。
它最早出现在汉武帝时期，由桑弘羊所提出。此法在宋史里频频出现，每次都与王安石挂钩，被反对派骂得狗血淋头。均输法是汉武帝与匈奴掐架掐得最狠，搞得军费激增，国库见底时搞的国家紧急状态法令，汉时前后一共搞了两次，国内矛盾激烈程度比宋只高不低，但的确帮助汉武帝度过了难关。
王安石集团的原意是设立发运使，掌握东南六路生产情况和政府与宫廷的需要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统一收购和运输。
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藉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理解“均输法”，最要紧是八个大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熙宁二年（1069）七月，开始在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但此法“然均输后迄不能成”——没能按计划施行下去。
此法不是固定不变地向各地征敛实物赋税，而主要是在灾荒欠收物价高涨的地区折征钱币，用钱币到丰收的地区贱价购买上供物资，此即“徙贵就贱”。如果有多个地区同时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较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此即“用近易远”。
于是，均输法就可以达到“江湖有米则可籴于真，二浙有米则可籴于扬，宿亳有米则可籴于泗，坐视六路之丰歉，间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使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干，则近有汴口仓庾”这样的效果。
通观制置三司条例司奏言全文，可以看出其议论的内容，虽然涵盖诸路上供的所有物品，但重点则是京师所仰仗的东南六路的粮食。
变法者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均输法的施行，一是将东南六路的富裕物资与物资匮乏的地区相调剂；二是打击了富豪之人的横征暴敛，从他们手中“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三是可达到“便运输，省劳费”的目的；四是可以“去重敛，宽农民”，最终实现“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目的。
改革的出发点，归根结底是解决粮食供应问题。改革的途径，无非是扩大购买。均输法之“输”并不是运输，实乃输纳、供应之谓。均输法是对东南漕粮供应制度的变革，是属于政府消费性购买范畴的问题，与漕运制度本身并无多少联系。它的着眼点是漕粮，而不是漕运。
2. 市易法
这一措施其实是来源于西汉中叶桑弘羊的“平准法”，但有自己的特点：如“契书金银抵当”、“结保贷请”、召募行人、牙人为市易务工作等，都是王安石的新发展，与平准法的命吏坐市肆贩卖、不假手商人的作法有所不同。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像水果、芝麻或是梳朴（作木梳的原料）之类的小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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