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有四次变法：商鞅变法、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这四大变法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但均因历史或现实的原因而失败，其中以法家思想变法的商鞅较为成功。王安石这个人对于商鞅还是极为推崇的，他甚至写过《商鞅》这首诗：“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这首诗不仅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变法成就，还表达了他对商鞅取信于民和坚决镇压复辟势力的赞赏。
若站到今天的历史角度再来回顾这场千年前的社会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其实就是致力于解决宋朝当时的“三冗”问题。
为此，王安石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手段，目的就是精简人事、精简费用、增加国家的收入，同时还不会增加人民的负担。
那么，北宋王朝发展到了神宗时期，已经到了怎样的地步了呢？
北宋初年，最高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由于地主阶层普遍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到了北宋的中后期，竟有十之七八的土地收不到税。地方州县的下层官员不敢举发豪族，对中小层农民却是巧立名目、加剧盘剥，以增加收入。如此一来，就只能在那些无法避税的农民身上一层接一层的剥削了。
加之北宋与西夏和辽国连年发生多次战争，有限的土地还不断遭到外族的蚕食。
照理说，北宋人口这么多，经济又算是发达，应当是税收越来越可观才是，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
当时的国家财政主要收入是田亩征收赋税，朝廷派人直接到地方去督导收税，大部分上缴到朝廷，留给地方州县不过十分之一二。可是北宋开国以后，豪族地主渐渐兼并土地，甚至刻意隐瞒土地，并千方百计地逃税，这种现象到了中后期愈演愈烈。
当时的朝廷内部，改革派与守旧派们的斗争也日趋激烈。
加之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以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定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同时，由于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来当官。
北宋的行政系统里组织重叠、冗员充斥的情况，是历代之最。
有许多人名义上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机关里的官员，实际上却完全没有职权。又有许多表面上属于打杂的职位，名称看起来极不起眼，却是真正有实权的人。
北宋时期还大兴科举，参加科举应试的人数急剧增加，考取进士人数也相应地增加。
朝廷里又设立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等，大量选拔文学之士进入，称之为学士或大学士，在国家有大事时参与讨论，或是从事讲学、着述。
宋朝的官吏数量因而十分庞大，并且在中后期直线上升，原本开国时宫中的官员人数不过数百人，宋仁宗时已经达到两万四千人。北宋官员的薪资之多又是中国历代王朝之中最优厚的，据考证比清朝起码高出一倍。因而行政费用渐渐成为天文数字，成了朝廷另一项压力山大的负担。
当时的北宋朝廷为了防范武将，甚至实行更戍法——频繁地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宋太祖时，军队人数不过37万人，经过七八十年，到宋仁宗时竟增加了三倍多，达到125万人。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从宋太宗起，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北宋在历次镇压农民的过程中，渐渐把吸收农民到军队里当作国家政策。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只得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有所增加。灾荒年还得再招募一些流民进入到军队中去，不仅军队战斗力下降，军费还相应地增加。北宋不只是笼络造反的农民，对于皇室贵族、外戚、勋旧及知识分子，也是极力笼络，尽量安插。
这些现象，分别叫做“冗官”、“冗兵”、“冗费”。
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不仅如此，北宋政府每年还要给西夏和辽国拨付“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又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总之，由于有冗兵、冗官、冗费等“三冗”问题，北宋的国家财政负担越来越严重，而收入却越来越少，到宋真宗时已经捉襟见肘，到第四代宋仁宗时赤字就更严重了。
宋神宗继任后，如果想要挺直腰杆，想要转变对辽国及西夏的策略，必须要先解决国家迫在眉睫的困境，因而只有寻求变法。结合汉武帝当年曾用桑弘羊实施均输、平准之法，并且也颇有成效。宋神宗也必须找到一个人来帮他增加税收、裁汰冗员，强化国防，于是选中了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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