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次日，苏轼从阳平镇出发，往斜谷方向而去，“板阁独眠惊旅枕，木鱼晓动随僧粥”（《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当晚夜宿郿县西南三十里的南山中盘龙寺。
褒斜谷，长一百七十里，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郡国志》云：褒口在褒城县北。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为一谷。自褒口至凤州一百三十里，始通斜谷。斜口在凤翔府郿县。褒水和斜水（今石头河）均发源于秦岭深处的太白县，前者南流入汉水，后者北流入渭水，两者河谷统称“褒斜谷”，长约五百里，自古即为沟通秦岭南北的要道。
在苏轼的眼里，就在此山后，巴蜀近在咫尺，不知何时才能够归耕家乡江边的田里，真想心随南飞的大雁回到蜀地的怀抱里。其实，蜀本是以褒斜为前门，而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的市辖区）者，蜀之扞蔽也。
苏轼一行人到了下马碛，只见此处的北山僧舍有一座怀贤阁，此阁南直斜谷，西临五丈原。苏轼前往虢县之磻溪祷雨，这里是必经之地，所以能看见郿县的五丈原。
《晋阳秋》：建安十二年八月，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西南流，投入亮营，三投再还，往大还小，俄而亮卒，时年五十四岁。五丈原西侧，今尚有落星村。
回到凤翔府，苏轼与知府两个人之间的摩擦日益加深。苏轼益发感觉落落寡合起来，他既不赴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的厅堂。陈希亮抓住这一点，竟然上奏朝廷纠劾他，最终苏轼被朝廷罚铜八斤。
但憋屈的日子还是得过，闲暇下来，苏轼索性不去想这些，他读读《道藏经》，或与弟弟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倒也能不亦乐乎。
南溪有座会景亭，处于众亭之间，苏轼认为与其名字不相称，特改其名曰“招隐亭”，并作诗以告来者。
九月十六，秋高气爽的时节，苏轼带着家人到扶风县南山的天河寺游玩。因感慨此寺登涉之不易，遂题诗于亭壁。二十年后，世人喜爱其笔墨的精妙，怕天长日久字迹湮灭，就把此诗作模再勒石，保存于扶风县南马援祠中。
冬日，苏轼来到周至，拜谒了上清宫的上清真君张守真，作了《上清词》。
腊月十四日起，苏轼又在终南山小留了几日，专门前往南溪小酌，寻觅此前自己在竹子上的题诗。诗文已题在竹子上三个多月了，现在重游，幸而他找到了那些诗句，于是赶紧抄录了下来。
南溪之南的竹林中，苏轼又新构筑了一座茅堂，因茅堂深藏竹林深邃处，因而题名“避世堂”。这时，成都知府韩绛（字子华）又推荐蒲诚之接替苏轼此时的职务，这正是苏轼求之不得之事，可是最终却没有办成。
八月间，王安石之母病逝，苏老泉并不前往吊唁，而是在这时候还作了一篇《辨奸论》，以讽刺王安石。
六年后的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命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保守派为打击王安石，传出了这篇文章，并以死去的苏洵署名，借以显示苏老泉早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就“见微知着”，预见到他“得志必为奸”。
《辨奸论》是否是苏洵所作，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此论先抬出“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万事均可“见微而知着”，预测规律，作为理论基础。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之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同科进士张琥，字邃明，又名张璪，滁州全椒人（今安徽滁州市辖县），后为凤翔府户曹参军（专管户籍），苏轼曾做过一篇《稼说》送他。这两天，张琥在归家之前专程来看望苏轼，血气方刚的苏轼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着急功近利，浅薄轻率的风气，因而特地写了此文送给张琥，并愿与之共勉。
苏轼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和亲身经历，进一步说明做学问千万切忌自得自满、追求虚名，要去专心学习，只有做到“博观而约取”，使自己具有丰富精粹的知识基础，用起来才会感到绰绰有余，从容不迫。这就是“厚积而薄发”的道理。
最后，苏轼还托张琥把这个观点也转告其弟苏辙，看似闲笔，而意在表明这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太守陈希亮在府衙的后圃筑台，自名为“凌虚”，命苏轼写篇记文。
由于带着对太守陈公弼的不满，苏轼抓住了这一机会，特意作了篇《凌虚台记》，狠狠地嘲讽了陈太守一番。就连后世的杨慎都认为：《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其实苏轼的本意就是说，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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