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灰风大姐自信的话语以及我亲身体会到的事实中，我已经确信：我父母口中不堪至极的希羽组研究所已经发展到了严重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希羽组研究所绝对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小温床”、“压榨科研人员的血汗工厂”。
事实上，希羽组研究所不仅可以向国内其他科研单位放外汇贷款，甚至还能以不到一百人的规模，拥有来自四个国家的十多个提供全额奖学金的公费出国留学名额。
这意味着通过希羽组走出国门的留学生在正常情况下，完全不用像其他的留学生一样在海外担心钱不够花。
如果我的父母知道这样的名额不仅不需要进行常见的争抢（夏希羽戏称为“争宠”）甚至动用阴谋诡计，反而还需要进行共同讨论、进行认真而审慎的选择，以及必要的谦让，我一定可以确定：父母肯定会想尽办法通过我的渠道，往研究所里塞人。
然而，我在知道这件事后，在这天其余的时间里，却发现我周围的很多人都对拿着名额出国不感兴趣：
有的说担心外国不安全，不愿意在安全方面给国内和希羽组方面增加负担，所以不去；
有的担心自己会把太多时间放在研究之外的事务上，导致意志不够坚定的自己无法完成学业，因而不去；
还有的甚至担心出国之后再回国，可能导致无法适应研究所内外日新月异的生活，最终选择不去。
总之，这些同事拿出的理由既不包括经济问题，也不包括语言和文化问题——他们竟然隐隐有些想要挑选和互相谦让的意思。
在见过大学里其他同学们争抢出国名额甚至为此闹出各种纠纷之后，我一想到希羽组的其他同事们展现出了这种态度，就觉得匪夷所思，仿佛自己不处在现在这个与发达国家有至少三十年的差距的中国似的。
——薛若琳，1983.11.6】
“樱国方面，东京工业大学的高野道夫的为我们开放了每年2个研究生名额，还有东京大学的每年2个名额。”
“法国方面，伯纳德·罗伊教授那边也给了每年2个研究生名额，还有现居巴黎或者马赛等大城市的十几位数学和工程学教授也都可以不定期地谈出一些名额。”
“美国方面，扎德教授也提供了每年1个名额，萨蒂教授在内的另外两位教授加在一起可以给我们每年留2个名额，但按照研究所这边的计划，美国方面的所有名额都只开放到1985年底为止，并且要求所有攻读者必须在1988年12月之前回国。”
“在具体的国家之外，卡尔·西格尔教授的一些学生也希望通过夏希羽招收一些从事数论方向的研究生，但我们研究所内只有已经停止数论研究的夏希羽从事过数论领域的研究。”
“于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除了志村五郎教授提供的名额之外，关于数论领域的其他常设名额都被我们拒绝了——如果有同事愿意申请，我们可以提供支持，但联席会议只为拥有天分的申请者提供撰写推荐信的指导和签名，不保证这个位置可以落实。”
“另外，面向以上名额进行选拔时，遵守的是宁缺毋滥的原则。研究所和对方按不同的比例分担培养费用，选中者只要认真学习、研究，享受生活，然后记得遵守协议规定回国就好。”
“至于夏雯莉、贺晓音，以及早些时候的符雨霄和童晓伊这四个留学名额，只是因为这些都是目标院校或者导师本人直接与夏希羽个人签署的协定，更多代表了对夏希羽而不是希羽组的认可。”
“即便如此，作为希羽组研究所的主要出资人，研究所内也会在联席会议通过相关决议的情况下，按照希羽的意愿为这些继续在研究所工作的同事们适当提供补贴。”
“但这些都是选定导师、选定研究方向且确定攻读年限的特殊名额，你们未必能争取得到。更不要说这些大多数都是希羽本人亲自用自己的积蓄去补贴的。”
听到这里，薛若琳坐不住了：“灰风大姐，你是说我们研究所每年至少有十个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
“这个说法不算错。但前提是，不仅要符合基本要求，还要能保证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学业且拿到学位。对于你们来说没有那么容易，尤其是欧洲国家的那几个名额更是如此。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夏雯莉那样有特别出众的天赋的。还有，你们漏算了星港的六个名额。”
虽然在场的众人都很清楚冯琪诺的话是真的，但每年至少16个带有全额奖学金的公费出国留学名额已经足够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心动了。
当她们知道这些名额每一个都对应了至少一个世界二流以上大学的、二级或以上等级的教授担任自己的研究生导师之后，众人的激动更是溢于言表。
毕竟，此时还是1983年。
即使是在场的“自己人”以外的中国同事们都明白，这些名额将在1985年以后会减少到每年12个，那也足以让他们为之努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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