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国屏住呼吸，将目光移回到那张核心收据上，“李铁柱”那个签名。虽然书写者在刻意模仿一种朴拙、甚至有些歪歪扭扭的字体，试图掩盖什么，但那深入骨髓的书写习惯，却在不经意间暴露了自己。
“柱”字的木字旁，那一竖写得异常短促！与李卫东签“李”字时的习惯如出一辙！
郑国建感觉自己的瞳孔瞬间放大。他立刻拿起放大镜，仔细比对“李卫东”和“李铁柱”这两个签名中的“木”字旁。在放大镜下，这个微小的细节被无限放大——那短促的一竖，无论是在起笔的力度，还是在收笔的形态上，都带着同一种“不耐烦”的韵味。
这绝不是巧合！
他终于找到了那把能够刺穿所有谎言和伪装的、最锋利的剑。
第二天一早，郑建国敲响了分管领导王主任办公室的门。王主任是个年近五十、神情严肃的干部，以沉稳和谨慎着称。他示意郑建国坐下，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开门见山地问道：“小郑，李家村那件事，查得怎么样了？”
窗外的阳光斜射进来，在红木办公桌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光斑，空气中飘浮着细微的尘埃。郑建国挺直了背脊，将连夜整理好的思路，用尽可能客观、冷静的语气，如实汇报了目前的情况。
他先是提到了那份补偿名单中几个“问题户主”的共同疑点——死亡、失踪、精神障碍，这些都让他们失去了核实和发声的能力。接着，他汇报了补偿款发放时间异常集中的现象，以及这些问题地块在地理位置上惊人地连成一片。当他拿出手机，调出那几张荒地的照片，并将其与档案材料中“良田”的描述进行对比时，王主任的眉头，第一次紧紧地锁了起来。
“……最关键的一点是，”郑建国顿了顿，将那张签名为“李铁柱”的收据复印件，和几份有李卫东亲笔签名的文件并排放在桌上，轻轻推了过去，“主任，您看这里。我比对过几十份李卫东的签名，发现他的书写习惯非常独特。而这张冒名领款的收据上，虽然签名者极力伪装，但在几个关键的笔画细节上，暴露了和李卫东同源的、下意识的书写特征。”
他指出了那个短促的“木”字旁竖笔，就像一个无声的指控。
王主任没有立刻表态。他拿起桌上的老花镜戴上，俯下身，反复端详着那几个签名。办公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墙上挂钟“滴答”的走针声，敲击着郑建国有些紧张的心弦。
许久，王主任才抬起头，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鹰。“小郑，你的观察很敏锐，这些疑点也确实很有分量。”他将文件推了回来，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十指交叉放在腹前，“但是，你要明白，笔迹相似只能作为辅助的怀疑方向，并不能成为定性的证据。照片可以说成是暂时撂荒，地块集中也可能是巧合。李卫东在村里根基很深，没有一锤定音的东西，我们动不了他，反而会打草惊蛇。”
他的语气不轻不重，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石子，沉甸甸地压在了郑建国的心上。
“我明白你的意思，”王主任的眼神变得更加严肃，“这件事性质可能很恶劣，必须一查到底。但我需要你抓紧时间，尽快拿出一个明确的结果。我要的不是‘可能’和‘相似’，而是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从领导办公室出来，郑建国的后背已经渗出了一层薄汗。压力确实如同一座无形的山，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王主任的话既是授权，也是最后通牒。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但他并没有慌乱。越是重压之下，他头脑中的思路反而越发清晰。他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地规划着最后的总攻。
那个晚上，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人。当整层楼都陷入黑暗与寂静，只剩下他头顶一盏孤灯时，他反而感到一种奇异的专注和心安。
他泡上一杯酽酽的浓茶，滚烫的茶水蒸腾起苦涩的香气，像是在为这场深夜的战斗擂响战鼓。他把所有的材料，像指挥官布置沙盘一样，在宽大的办公桌上铺开。
左手边，是代表“官方”说辞的文件：李家村上报的补偿方案、村民签字的领取名册、土地性质的评估报告。每一份都格式工整，印章鲜红，看起来天衣无缝。
右手边，是他搜集到的“反证”：那张荒地的照片、他在地图上圈出的红色地块、记录着村民闲谈的笔记、以及那份核心的、笔迹可疑的收据。
两堆材料，黑白分明，仿佛楚河汉界。
他端起茶杯，猛喝了一口，任由苦涩的液体刺激着味蕾和神经。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手指在这些碎片化的线索之间来回移动，试图将它们彻底串联起来。
他拿起一支红笔，在一张白纸上画着逻辑图。从“李铁柱”的收据出发，拉出一条线指向李卫东的笔迹；从荒地的照片出发，拉出一条线指向补偿名单上的虚假描述；从连片的土地出发，拉出一条线指向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大利益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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