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关于这份公告，我必须跟你们解释清楚。”
他看到小张的眉头又拧了起来，嘴巴也下意识地抿紧，一副准备随时反驳的架势。郑建国对他摆了摆手，示意他稍安勿躁。
“我们公安局，以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发布的任何正式公告，都必须严格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市的既定政策来制定。每一个字，每一个数据，都是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
他把公告轻轻推向他们，指着上面的补偿标准：“比如这个‘每平方米一万两千元’的货币补偿标准，它不是我们拍脑袋想出来的，也不是开发商报多少我们就批多少。这个数字，是根据该地块的基准地价、市场评估价、以及市政府关于旧城改造的统一补偿政策，经过专业评估机构测算，再由多个部门联席会议审核通过后才最终确定的。这是一个‘底线’标准，也是一个‘阳光’标准，是为了确保整个补偿过程的公平、公正和透明。”
郑建国的解释清晰、专业，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却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剖开了问题的核心。
而局里发布的这份正式公告，就像一把标准刻度的尺子，它量出的是法律和政策的刚性尺寸。它冰冷、客观，不偏不倚。因此，它自然会和那个姓刘的经理口中那些天花乱坠、充满诱惑的“一万八”、“一千五”的承诺，产生巨大的出入。
这就好比一把标尺，开发商却事先告诉他们，这把尺子会为他们量身定做，结果最后发现，尺子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
工人们觉得自己的旗望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摔得粉碎。那份曾经被他们视作希望的“红头文件”，此刻却成了压垮他们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无法理解那些复杂的程序和法规，他们只看到了一个最简单的逻辑链条：开发商的承诺落空了 → 政府的公告证实了这个逻实 → 所以，是政府的公告坑了他们。
于是，他们就把所有的愤怒、失望和怨恨，都倾泻在了发布公告的单位——这个象征着权威与公信力的市局大院身上。
他的心里比谁都清楚，从法律程序的角度来看，市局在这件事上本身没有任何过错。 公告的制定与发布，每一步都踏在法规的准线上，严谨得无可挑剔。如果他想，他完全可以用三分钟时间，引经据典，将市局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然后公式化地建议他们去法院起诉，或者去信访办登记。
但是，他不能这么做。
郑建国在刑警队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见过太多因程序正义而忽略了个体情感，最终导致矛盾激化的案例。他知道，老百姓心中有一杆最朴素的秤，秤砣就是“人心”和“道理”。你跟一个家都被拆了、钱都没了的人讲程序，无异于对着一个快饿死的人讲解食谱。他们肯定无法接受，只会觉得你冷血无情、官官相护，是在用他们听不懂的条条框框来推卸责任。
他想了想，没有急于继续解释那份公告如何成为“武器”，而是将那份文件重新拉回到自己面前，身体微微前倾，双手交叠放在桌上。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不再像个审问者，更像一个准备促膝长谈的长辈。
他首先看向泪痕未干的王嫂，声音放得极缓、极柔：“王嫂，我知道您心里苦。指望着这笔钱给孩子交学费，这是天大的事。现在出了这种岔子，别说是您，换做任何一个当爹妈的，都得急疯了。这种心情，我完全能理解。”
一句“我完全能理解”，像一只温暖的手，轻轻拍了拍王嫂紧绷的神经。她抬起头，红肿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诧异，低声抽泣着点了点头。
接着，郑建国又转向血气方刚的小张：“小张，你年轻，有火气，有正义感，这都是好事。觉得受了骗、受了欺负，就敢站出来说话，敢来找我们讨公道，这说明你信得过我们。你刚才说的那些话，虽然冲了点，但理儿没错。换成我年轻那会儿，遇到这种事，火气可能比你还大。”
这番话出乎小张的意料，他原本已经准备好了一肚子反驳的话，却被郑建国这番先一步的肯定给堵了回去。他紧握的拳头，不自觉地松开了半分，脸上的敌意也缓和了不少。
最后，郑建国看着一脸沉重的老李，语气变得恳切而尊重：“李师傅，您是老大哥，是大家的主心骨。带着乡亲们来，身上扛着的是所有人的信任和希望。我知道，您现在心里肯定比谁都乱，一边要安抚大家的情绪，一边又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这担子，太重了。”
他没有急于撇清任何关系，而是首先承认了他们焦急的心情、愤怒的情绪、甚至是过激的言行，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切都源于他们最核心、最实在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侵害——房子没了，钱少了，未来的生活没了着落。在生存的根本被动摇时，任何过激反应都是人之常情。
这番共情的话语，像一场春雨，悄无声息地滋润着会议室里那片因愤怒和绝望而干涸龟裂的土地。气氛不再那么剑拔弩张，老李三人紧绷的身体也渐渐放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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