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建国想着，以后晚上没事可以下楼散散步。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便立刻付诸了行动。当天晚上，吃过晚饭，妻子在厨房洗碗，儿子在房间写作业，他换上一双运动鞋，对妻子说了一声“我下楼走走”，便出了门。
小区的夜晚很安静，路灯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沿着小区的健身步道慢慢地走，凉爽的晚风拂面而来，带着桂花的甜香。他能听到远处广场舞的音乐声，邻居家孩子的笑闹声，还有树丛里秋虫的鸣叫。这些充满烟火气的声音，在过去是很容易被他忽略的，但现在，却让他感到无比的安心。他不再去想那些错综复杂的案情，不去琢磨那些人性的幽暗，只是专注于脚下的每一步，感受着每一次呼吸。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年底。
散步的习惯坚持了下来，他感觉自己的精神好了很多，连带着看问题的角度都变得更加平和。秋叶落尽，初雪飘落，城市银装素裹，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节。
局里又开始忙年终总结和考核。
郑建国带着团队整理一年的工作成绩。
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特有的、属于岁末的混合气息——打印机墨粉的干涩、速溶咖啡的微苦，以及纸张堆积的沉静味道。暖气开得很足，让人有些昏昏欲睡，但每个人眼前的任务都堆积如山，不容丝毫懈怠。
小李，这位曾经的愣头青，如今已是能够独当一面的骨干，正埋首于一堆摞得半人高的案卷中，吃力地进行着分类和数据提取。他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不停地用手背去擦。
“郑队，”他抬起头，脸上带着一丝为难，“王伟明案的卷宗太厚了，光是补充侦查报告就有十几份，里面的涉案金额、查扣资产数据特别零碎，我……我有点理不清头绪。”
他指着桌角那几大箱用牛皮绳捆得结结实实的卷宗，那几乎是普通案件十倍的体量，像一座沉默的小山，无声地诉说着曾经的艰险。
若是以前的郑建国，或许会眉头一皱，说一句“再难也得理清，这是年终考核的重中之重”。但现在，他只是平静地走过去，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卷宗，指尖轻轻拂过封面上那一行烫金的“绝密”字样。
他心里没有波澜。这不再是那个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梦魇，而是一份已经完成、可以客观审视的功绩。他不再是那个身处风暴中心的当事人，而是这起案件历史的记录者和总结者。
“别急，”他温和地说，“这案子特殊，不能按常规方法统计。你把所有的查封、扣押、冻结清单都单独抽出来，我来跟你一起核对。老张，你那边把今年侦破的电信诈骗案串并一下，做一个整体的技战法分析。我们不光要汇报破了多少案，更要总结出经验，给明年的工作提供指导。”
他拿起一支笔，和小李并肩坐下，开始逐项核对那些天文数字般的金额，条理清晰，耐心十足。他的这份镇定，像一股清流，瞬间抚平了小李内心的焦躁。
写报告，开评审会。
年终总结报告的初稿很快出来了。郑建国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仔仔细细地修改。他不仅修改数据和措辞，更是在调整报告的“灵魂”。
在描述王伟明案的功绩时，他删掉了那些过于渲染个人英雄主义的华丽辞藻，转而用了更多的篇幅，去详细记录团队里每一个成员的贡献——技术科的同事如何从海量数据中找到关键线索，法制科的同事如何确保了每一份证据都无懈可击。他的笔下，这不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而是一个集体智慧与汗水的结晶。
评审会那天，市局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各级领导。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茶香，气氛严肃而庄重。
轮到郑建国发言时，他稳步走上发言台。他没有带厚厚的讲稿，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聚光灯打在他身上，他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紧张。他想起去年，也是在这里，他因为一个案子的汇报准备不足而被领导点名批评，当时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而现在，他站在同样的位置，内心却是一片澄澈。他不再需要用激昂的语调去证明什么，也不再渴望用赫赫战功来填补内心的某个缺口。
他的声音沉稳而清晰，通过麦克风传遍会议室的每一个角落。他用精准的数据说话，用详实的案例佐证，将经侦支队一年来的工作娓娓道来。
当提到王伟明案时，他没有过多地描述过程的惊心动魄，而是将重点放在了案件告破后，为国家和人民挽回的巨额经济损失，以及这个案件对整顿金融秩序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上。
他的发言，没有惊涛骇浪，却像一条大河，沉稳、有力，蕴含着奔流入海的气魄。
虽然忙碌，但一切都有条不紊。
年终评审会结束的那个下午，当市局领导宣布散会的那一刻，整个大会议室里，仿佛有一根无形的、紧绷到极致的弦，“嘣”地一声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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