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因为当初被人弹劾贱买民田而被降贬为通议大夫的章惇也官复右正议大夫。此时已经升任为给事中的朱光庭立马跳出来表示反对，可这同样反对无效。同月，在吕大防的奏请下，龙图阁待制、知郓州蔡京又被调往陕西担任永兴军知军，吕大防还奏请将原两府大臣、永兴军知军李清臣召回京城拜为吏部尚书。
吕大防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实现他的那个长远大计，但他也自有一番合情合理的解释，那就是现在六部官员出缺。得知此事后，此时已经升任开封知府的王岩叟伙同范祖禹和苏辙联名反对李清臣出任吏部尚书，而且他们还威胁说如果朝廷执意如此必将引来台谏官员的集体震怒以致朝局再次动荡。如此这般，李清臣的回京之路也就被打断，他最后只得去成德军担任知军。
在遭遇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吕大防和刘挚的努力也到此为止。可以说他们尽力了，但这距离新旧两党实现政治和解还远远不够，但他们又能如何呢？他们倒是还想继续为此而努力，可反对者们对他们的忍耐极限也到头了，刘挚不久之后更是因为这些事而丢官罢职，吕大防也因此而不敢再有任何的轻举妄动。
君子们在这一战里终于是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可代价却是异常的惨重，但这种代价不是出在他们身上，最终来为此而买单的是整个大宋王朝。
如果说吕大防和刘挚对变法派施行的怀柔政策仅仅只是让极端保守派感到恼火，那么接下来的吏治改革则让吕大防和刘挚将自己置身于整个官场的对立面。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事。
提到元佑年间的这场吏治改革就得说一下之前神宗时期的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然被视为神宗在位期间的一项重大政治功绩，但实际上它很难说得上是一次成功的吏治革新。它确实精简和缩编了一些机构和官员，由此也为朝廷节省了一大笔财政开支，但神宗所期望的提高行政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办事效率这一目的却并未达成。究其原因，这就涉及到了人性的复杂，因为无论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其本质都是一群以升官发财为己任的官僚，更是一群想要为自己的子孙谋取政治利益的好家长。
宋代的恩荫制度不知道养肥了多少个官员家庭，如果真的按神宗的旨意执行改革，那么官员们以后还怎么恩荫自己的后代？而且，一个人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宰相还是普通的馆阁官员，他想要在官场上长久立足就必须得为自己编织出一张关系网，维系这张关系网的方式和途径自然就是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可不是什么送钱送物，而是一顶顶闪闪发光的乌纱帽，具体来说就是你提拔我然后我反过来帮助你迈上更高的台阶。
我们说这些跟元丰改制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的关系就在于元丰改制虽然裁撤了一些衙门和职能机构，但正所谓倒庙不倒和尚，那些官员依然还是继续当他的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庙而已。官场上有一句俗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虽然对现有的机构以及所需官员的数量设置了具体的名额，可这个名额到底该是多少就变成了一种“政治智慧”。更何况，即使你是宰相你也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了，如果一个衙门你只安排了一个副职，但最后你绝对会让整个衙门的人对你怨声载道，这其中甚至包括那个被你提拔为副职的人，因为你把他给累着了。反之，如果你安排了四五个副职，那你极有可能被所有人交口称赞。
这就是官场（职场）上的人情世故，在涉及个人和自身所处团体的切身利益时，不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不能免俗，毕竟君子也需要抱团取暖。元丰改制时期所产生的最大祸患就此问世，那就是庙里的钟虽然减少了，可敲钟的和尚一个也没少，之前一口钟可能是两个和尚来敲，而现在则有可能是四个甚至是八个或十个来敲这口钟。
吕大防和刘挚之所以要在这时候进行吏治改革其原因当然是因为身为宰执大臣的他们要为元丰改制清理遗毒，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自从新法被废后朝廷的收入明显减少，所以他们不得不开始想着如何节流。参考如今的各个行业，每当钱袋子开始紧缩的时候无一例外的都会首先想到如何削减开支，裁员更是司空见惯的手法，更有甚者连食堂早餐里的鸡蛋和厕所里的卷纸也不会放过。
古往今来，这种事从来都是出力不讨好，谁敢挑头必然落得个“人人得而诛之”的可悲下场，而吕大防和刘挚这一次则是更为凶险，因为他们举刀砍向的群体可不是老百姓，而是整个官僚集团，这事换了是王安石也得汗如雨下且头大如斗。但是，有病就得治，这事既是身为宰相的工作职责，同时也是高滔滔以皇帝的名义所布置的工作任务，吕大防和刘挚想甩也甩不掉。问题就在于，这事应该怎么下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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