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苏轼想要复制王安石的政治模式几乎是毫无可能。王安石对国家的长远发展有着一套健全的思想理论和具体的现实发展规划，那是他几十年为官生涯的心得和总结，可苏轼在这方面着实与王安石不在同一个层次。他不是什么宏观层面的社会改革家，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志向和能耐，他就想活在当下，只是想把眼前所看到的坑坑洼洼给填平了，仅此而已。
再者说，就算苏轼想要大动干戈来一场社会层面的改革，但高滔滔肯定不会同意，文彦博、吕公着这等须发皆白堪称镇国柱石一般的朝廷重臣也不会同意。这些人都喜欢并且极度地欣赏苏轼的才华，这个一点也不假，可如果说这三个都已经七老八十的老大爷和老太婆会对社会改革有兴趣就纯属扯淡。此时身处帝国权力顶峰的他们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唯一所期望的事恐怕就是一个稳定，对他们而言，只要不是辽国人杀到了开封城门口，其他的事都是小事。
有鉴于此，即使苏轼真如某些言官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内心骚动的不安定分子，是一个想搞事情的政治投机分子，可苏轼一旦真的蹦起来就会发现他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反对者之所以坚决反对朝廷重用苏轼或许只有两个原因，其一就是地域歧视，北方士族集团的代言人不希望哪天再由一个喜欢折腾的南方人来主持朝局，其二便是这些人被之前的王安石和吕惠卿给虐出了心理阴影，但凡谁的身上有当年王吕二人的影子都会让他们毛骨悚然继而神经紧绷并由此产生过激反应。
面对这群神经过敏的“神经病”，苏轼又是怎么做的呢？之前有人指责他是蜀党的党魁并与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在进行着各种明里暗里的相互攻讦，苏轼为证清白自请出京外放但被拒绝，如今朔党又在指责他是一个包藏野心和祸心的政治投机分子，苏轼的选择是不予理睬依旧我行我素。
王安石开始变法时，苏轼认为新法的某些法令实属害民之举所以坚决反对，司马光当政并开始全面废除新法时，他认为司马光过于激进所以极力抗辩。这样做虽然让苏轼显得有些里外不是人，但他始终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在为国言事，他从不认为自己属于什么党派，他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看到苏轼再次将自己置身于舆论的风尖浪口，毕仲游给苏轼写了一封劝诫信。他劝告苏轼要小心祸从口出，你的那些话有人听了当然喜欢，可有的人听了则会对你心生怨恨。喜欢你的那些人未必会真的出手帮助你，但怨恨你的人却会因此而找到攻击你的口实。你既不是谏官也不是御史，你身为一个翰林学士却总是在指陈时弊且毫不顾忌这样做可能会得罪朝中的某些利益集团，你这样做不但将自己置身于险境，而且最后很有可能一事无成。
毕仲游说这番话当然是为了苏轼着想，他希望苏轼能够明哲保身，不该说的话就不要说，如此本本分分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也能太平度日长享富贵。可是，苏轼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也就不叫苏轼，而是应该改名叫晏殊或者王珪。
苏轼死后，他的墓志铭是由他的弟弟苏辙撰写的。在苏轼的墓志铭里，苏辙在开篇阶段讲了一个故事：苏轼十岁那年，他的母亲程氏给他读讲《汉书 ·范滂传》。
这个范滂是东汉末年的一个清廉正直的青年官员，也正因为他的正直不阿而得罪了朝中的权贵和势力庞大的宦官集团。公元169年，在宦官集团的操纵和逼迫下，汉灵帝刘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并诛杀一批“乱党”，范滂的大名赫然在列。为了不连累他人和家小，范滂主动投案并在不久之后被押赴刑场处死。临刑前，范滂的母亲前来与时年仅三十三岁的儿子诀别，范滂泣不成声地对母亲说道：“我死之后自有弟弟代我尽孝，孩儿忠于大义死得其所，只希望母亲能够节哀顺变不要为孩儿的死而过度悲伤。”
范滂的母亲回道：“你现在能够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憾？为母能够有你这样的儿子此生亦无所憾！”
小苏轼听完这个故事感动得无以复加，他抬起小脑袋向母亲问道：“如果我将来也去做一个像范滂这样的人，妈妈你会同意吗？”
程氏沉吟片刻，然后笑道：“如果你将来真的做了范滂，那妈妈自是范母第二！”
苏轼当即表示将来如果有机会定做第二个范滂，程氏不无欣慰地笑道：“吾有子矣！”
我们突然说这个事没有别的用意，只是为了说明苏轼这一生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可以解释为他是在践行当初对母亲的那番允诺——他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事就一定会坚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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