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别的方面，我实在是想不出身为宰相的司马光还对宋朝做出了什么贡献？他稳定了朝局吗？恰恰相反，正是他开启了北宋官僚阶级相互攻杀的野蛮时代。王安石当政时期仅仅只是对反对者进行贬黜，但他不但要贬黜而且还要穷追猛打，如果王安石当初也像他那样搞政治清算和迫害，那么富弼、文彦博、冯京甚至包括他司马光还能在神宗年间活得下去吗？还会有保守派后来的复辟吗？王安石如果这样做，司马光能不能写完《资治通鉴》都是个问题，富弼等人也别想在洛阳整日花天酒地歌舞升平。
司马光为宋朝带来了和平吗？也没有！数以十万计的大宋军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土地被他大手一挥全部送了回去，这不但是对英烈的侮辱和亵渎，更是对神宗皇帝的侮辱和亵渎。关键是他这样做真的就让西夏从此变得温顺了吗？宋朝对西夏的割地事件可以说是司马光永远都洗刷不掉的污点和耻辱，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能被历代称颂，我个人实在是对此很是费解。激烈或是恶毒的话我在这里不想多说，我只知道司马光虽然不是什么汉奸卖国贼，但他却是在行“卖国之举”，他的所为让仇者快亲者痛。
司马光的拥趸都说王安石当政时期祸国殃民，可王安石当政期间国库充盈、农业丰收、大兴水利、南平交趾、内降荆蛮、北复熙河，司马光又做了什么？他将祸害国家和百姓的新法尽数废除；他将大宋将士们浴血厮杀得来的土地拱手相送；他将变法派的奸邪集体打倒且一个个都被戴上了政治犯的铁帽子，而且这些人还因为坐实了奸邪的骂名而“遗臭万年”；他在科考临近时下令更改考试的内容并将王安石为全国的学子们所注解的官方教材《三经新义》视为邪说；他明知自己的所为可能会在哲宗亲政以后让大宋的朝局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但他仍然不顾有识之士的劝阻而全方面地否定神宗的功绩，他还义正辞严地寄希望于老天爷能够保佑宋朝不会为他的一意孤行而买单。
如此所为竟能让司马光在死后享用“文正”的谥号，这让真宗朝的名相王旦和两宋三百年里的第一道德君子范仲淹情何以堪？司马光在政治上何德何能竟能与这两位北宋名臣在死后的尊荣上并驾齐驱？
从南宋开始，官方正式认定北宋的亡国之祸肇始于王安石变法，可司马光和他的党羽们在第一次复辟之后的所作所为又怎么解释？他们就一点责任也没有？他们就是正义的化身？到底是谁让北宋的官场开始了毫无原则和底线的相互撕咬？到底是谁破坏了宋朝的官场文化和规则？到底是谁将正在从各个方面走向中兴的宋朝又拉回到了原点？
概括而论，司马光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当他的学者和专家，他就不是治国的料，一来他没这本事和眼光，二来他没这胸怀，两者任居其一他都不会把宋朝带跑偏。从这一点上来说，我真希望历史上没有司马光这个人，但凡把司马光换成是吕公着或范纯仁，宋朝的命运都不会如此。他的执拗和固执不但让他身背污点，更是害苦了宋朝，北宋后期那激烈而残酷的党同伐异正是从他手里开始发端。
天若佑宋，必无此事——很遗憾，老天爷辜负了司马光的无限厚望。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大言不惭的人几乎都是祸害，正如我们这个社会里经常在网络上就民生和经济等问题挥斥方遒的那些所谓的专家和教授。如果真的让这些人当国，他们或许连司马光都不如，也更为祸害。我反复说过一个观点，做人和做事完全就是两码事，“好人”做了皇帝或宰相完全有可能会祸国殃民，而“坏人”则有可能名传千古泽被万民。
关于司马光，言尽于此。
公元1086年对宋朝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宋朝方面司马光于这年的九月去世，西夏皇帝李秉常则是在两个月前就先于司马光驾鹤西游，年仅二十五岁。
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恐怕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儿子和孙子竟然都这么短命，可还有更让他意想不到甚至是让他想要破棺而出的事。李秉常死后，他此时年仅三岁的独子李乾顺登基为帝，是为夏崇宗。想当年这个孩子的爷爷李谅祚年仅一岁就登基了，而他的父亲李秉常则是六岁登基，他三岁登基也算得上是没有给祖上丢脸。这祖孙三人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名义上他们虽然是西夏的皇帝，但他们在早年都被各自的老妈和舅舅拿捏得死死的。
此时还穿着开裆裤的李乾顺自然逃脱不了当傀儡的命运，西夏的军政大权仍然掌握在梁氏兄妹的手中，只不过西夏的这个皇太后虽然也姓梁，而且还是前任皇太后的亲侄女，但这个女人比之前的那个梁太后还要让宋朝感到头疼。也许是命中注定好了的，大梁太后和她的兄长梁乙埋在同一年去世，这个小梁太后和她的兄长梁乙逋几乎前后脚地相继接班，这两个西夏的顶级“权二代”将会书写新一段的宋夏恩怨，他们彼此之间在之后更是会因为权力之争而上演一段兄妹相杀的人伦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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