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到朝廷让其出任门下侍郎的任命诏书后，司马光按照宋朝官场的老规矩还是照旧上表故意谦辞了一番，顺便他也借机又连上两道奏疏请求朝廷立马罢免新法。与此同时，此时已经回京担任帝师的吕公着也步司马光的后尘上疏请罢新法，高滔滔要求吕公着再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于是吕公着二次上疏陈述己见。
我们来看看前宰相吕夷简的这位公子爷都说了些什么：自变法以来，天下祸起日盛。青苗法和免役法将民财取之殆尽，保甲法和保马法又将民力挤干榨尽，市易法和茶盐法又让商人无利可图。考虑到新法已经施行了好些年了，所以如今我们既然要矫正过失需“更张有术，不在仓卒”。
简单说，吕公着建议对新法应该采取逐步废除的措施，甚至应该对某些法案在加以改良后继续予以保留。具体来说，他建议对市易法、保马法予以彻底废除，对青苗法则施行缓步废除，对免役法进行改良以减少下层百姓的输出，而保甲法他也建议保留，只是他建议应该将保丁集中操练的时间定为每年冬季的农闲时节，如此可最大程度地减少保甲法对农业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此外，吕公着还特意提到此次修政切不可操之过急以免天下骚动，毕竟新法施行已久，如果急于用事恐会伤及国本。
说句公道话，吕公着虽然也是铁杆的保守派，但他和司马光还是有不同的，他的建议其实才是良策。如果真的按他说的办，那么宋朝往后的历史必不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那样。
除此之外，吕公着还对朝廷的人事安排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范纯仁刚劲有风力，可以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苏轼、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
请注意，吕公着所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之前被贬的保守派大臣。高滔滔将吕公着的奏疏转交给司马光并要司马光给出自己的建议，而司马光的回答是：“公着所陈，与臣言正相符合。唯保甲一事，既知其为害于民，无益于国家，当一切废罢。”
多么难得！此前一直力主将新法全部废除的司马光竟然也赞同吕公着的这个相对温和的改良之法，可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后来的事实证明司马光嘴上一套但实际上却是另一套。
此外，司马光认为吕公着举荐的这些保守派大臣虽然都应该立即予以重用，但光是起用这些人还远远不够。他随即列出了自己的名单：“刘挚、赵彦若、傅尧俞、范纯仁、唐淑问、范祖禹皆素所熟知，他们应该充任言官或是担任陛下的讲读，如此对国家必有裨益。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苏轼、苏辙、朱光庭等人或是德行高尚或是文学斐然，他们也当予以重用，而文彦博、吕公着、冯京、孙固、韩维等人老成持重皆可对其委以军国重事。”
司马光这几乎是想将保守派的所有骨干成员全都召回朝廷并予以重用，而随着他和吕公着在京城开始为变更新法摇旗呐喊，身处京城之外的保守派人士也闻风而动，范纯仁等人相继上疏直言应该立即变更国家法度以让宋朝重回之前百姓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
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舆论声势中，变法派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蔡确虽然贵为当朝首相，可他完全不是司马光和吕公着的对手，况且在王珪死后他还接过了山陵使的重任。至于另一位宰相韩缜，他本就不是铁杆的变法派，况且他和蔡确之间还有一点私人小恩怨，如果寄希望于他能够站出来与保守派相抗衡无异于异想天开。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保守派的猛烈进攻下，内部思想缺乏统一且各自为战的变法派几乎没有什么招架之力，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保守派的节节胜利。先是韩维被调任陈州知州并在不久之后也回京出任小皇帝的老师，然后便是这年七月市易法被正式下诏予以废除，而吕公着也在这时候被升任为尚书左丞从而也成为了大宋的副宰相。
紧接着，司马光趁热打铁请求立即废除保甲法和保马法。面对司马光得寸进尺的疯狂进攻，蔡确和章惇等人终于是忍无可忍对其予以了还击，双方为此在高滔滔和小皇帝的面前上演了一番唇枪舌剑般的激战，但此事最后的结果就是——再议。
这算是司马光头一回吃了败仗，高滔滔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显然不能太过偏袒一方，况且她也不想看到宰执大臣因此而势同水火。客观地说，尽管高滔滔是保守派的后台老板，可她更清楚自己的特殊身份，想当初变法派的后台老板神宗皇帝不也是希望新旧两党能够同舟共济吗？高滔滔又岂能例外呢？
眼看来硬的不行，司马光转而开始发动群众，而他之前之所以让朝廷下诏广开言路也正为此时。于是乎，不但是官员们政，成千上万份据说是出自普通百姓手笔的告状信也从全国各地飞进了开封城。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在向朝廷控诉新法的祸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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