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苏轼这一路上还想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曾经是他的政治死敌，更是十年前导致他外贬的直接责任人，但这人在乌台诗案定罪的决定性时刻曾紧急动用神宗皇帝给他的“特奏”之权请求神宗对苏轼网开一面。
抛开政治层面的恩怨不说，此人在文学、佛学和经学上面更是实打实的一代宗师，在苏轼之前此人才是整个大宋帝国在文学领域上的天之骄子。更让宋朝的这些儒林学子们感到心生艳羡但又望尘莫及的是，此人在政治领域攀登到了一个臣子所能达到的顶点，在他春风得意之时整个帝国包括高高在上的皇帝都对他几乎言听计从。
所有这些曾经的辉煌都已是昨日落花，此人现在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宋朝老百姓，每天要么就是在自家的宅院里参禅悟道或舞弄笔墨，要么就是在一个老仆的陪同下坐着一头毛驴在周遭的山林湖水间四处悠悠闲逛，渴了饿了就是一张烧饼配上一壶老酒以慰口腹之欲。可是，这个面容清瘦甚至有时显得有些憔悴且白发苍苍的普通百姓同时又是那么的不普通，他此时的头衔是大宋王朝的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荆国公，而且他还有皇帝特许的“特事特奏”之权。此人姓王，名安石，这一年辞官已近八年的他六十三岁。
北宋历史上各种类型的宰相数不尽数，但像王安石这样的致仕宰相却是三百年里的独一份。他退隐之后就彻底地不再过问国事，他也没有在远离皇帝的安乐窝里培植宗族和亲信势力，他明明可以轻易地拥有享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荣华富贵却毅然选择在清净淡雅的山水浮萍中安度余生，而且他更没有利用自己朝廷元老身份和影响力制造过任何的社会舆论和声势，哪怕是他辛苦建立的新法在神宗死后开始摇摇欲坠之时。
从八年前离开京城并就此退出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王安石的生命似乎就和从前的一切都割裂开了，他几乎在转瞬之间就完成了由权力之巅回归于泽野乡田的身份和环境转变。从这一刻起，他试图让自己超脱凡尘，人世间的一切喜怒哀乐和功败垂成从此都将与他毫无关系，所有的这一切在他眼里都只是镜像的幻觉效应。
只是，当某些个他独自凝神远望的时刻到来时，人们还是很容易地能够看见他脸上的那一份无以言说的沧桑和忧郁。那是他在为西北前线的宋军将士默默祝捷，那是他在为自己的皇帝陛下的健康而祈福，那更是他在深切怀念自己的那个才华横溢但又英年早逝的爱子。
从辞去江宁知府从而彻底脱离政治的那一天算起，王安石随后又度过了将近九年的岁月。在生命的最后九年时间里，王安石把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沉心研究佛学并借此参悟生死和天地自然法则。
我们每个人来这人间走一趟都很不容易，可王安石想必是没什么遗憾的。他曾经光芒万丈，仅这一点就是无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成的成就，他已看遍这世间的所有风景，如今他只想看这世间最平凡的细水流长。也正因如此，元丰西征失败后他一句话没说，永乐城破时他也还是一言不发，他的亲弟弟王安国因言行不当而被除名官籍时他还是沉默不语，可当听闻苏轼因为几首诗词而即将人头不保时他的手却止不住地开始抖动了。
我们这里不想说什么正是因为王安石的一句话而救了苏轼一命这种大话，但毫无疑问的是苏轼在得知此事后定然为自己的这位文学前辈的所为给感动了，甚至是被震撼了，这也正是他决定要去拜会王安石的原因之所在。当然，历史上也有说法是王安石主动通过自己的好友王胜之以书信邀请苏轼来金陵一会。不管怎样，当得知苏轼确定要来拜会自己时，此时刚刚大病初愈的王安石喜不自禁。
说到王安石的这场病重，远在开封的神宗也是牵挂不已，他不但命御医前往金陵去给王安石诊治，而且还特意命此时担任中书舍人的蔡卞（蔡京的亲弟弟）去探视自己的老岳父，神宗为此还特意给了蔡卞一个月的探亲假。病情好转之后，王安石向神宗申请将自己居住的半山园捐出以建佛寺并请神宗为佛寺赐名，神宗亲自手书“保宁禅院”四个大字作为佛寺的匾额。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苏轼乘坐一艘小船翩翩而至。
这一天，王安石骑上自己的那头毛驴亲自到江边去等候苏轼的大驾光临，与王安石一道而来的还有王安石的弟弟、此时刚刚从京城被外贬到金陵担任江宁知府的王安礼。王安礼被贬是因为他被御史张汝贤弹劾曾经在湖州和润州为官时与歌妓厮混并让其参与政务，于是王安礼以照顾生病的兄长为由请求外任江宁府，神宗就此让他以端明殿学士兼知江宁府。
苏轼未曾想到自己竟然会得到如此超高规格的礼遇，更没想到大病初愈的王安石竟会亲自前来迎接自己，从船舱走出的他甚至连帽子都没戴就匆忙整理自己的衣襟快步登岸，然后他躬身行礼对王安石笑道：“东坡斗胆，今日竟以野服朝见大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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