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北宋的一代名将，种谔和王韶最后都是因为背疽溃烂而死，他们也都是在本该还有更大作为的年纪与世长辞。作为种世衡的儿子，种谔此生立志于攻灭西夏，但在其壮年和盛年之时他头上的君主却是老迈的仁宗和稀里糊涂的英宗，这让他有劲儿也使不出，直到神宗皇帝登基之后他才真正意义上地开始走上了自己的名将之路。
计降西夏皇族战将嵬名山、取绥德、战吐蕃、收洮河、夺米脂、威震无定川，纵观种谔这一生所经历的大小战事以及他在战场上用刀枪为自己打出来的赫赫威名，我们可以说他是一名顶天立地的军人。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他并不是什么温润如玉的君子，在为人处世这方面他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如若不然，与种谔同时代的某些大宋文人也就不会将其称之为“粗暴的莽夫”。
不可否认的是，身为统兵大将的种谔在治军方面驭下极为严苛且动辄就对犯事的军士论之以军法，但别忘了他的身份以及他身处的环境。慈不掌兵反误卿卿性命，战时的军人就应该是军纪严明的铁血雄狮，如此才可谈及战必胜攻必克。我们当然不能忘了，元丰西征时种谔的大军之所以能在粮食近乎断绝的情况下完整而归正是得益于他在军中常年推行的铁血军纪。反观在战前临时派遣给他的三万中央禁军，这些人因为缺粮而成了无法约束的一群溃兵继而造成了一场为祸一时的兵乱。
遗憾的是，在大宋文人和文官的脑子里以及他们的思维认知里，种谔在军中的“专断跋扈”就是在草菅人命毫无人道主义精神，这些奉行仁德宽厚的孔孟弟子对于种谔这类人近乎于天敌般的存在。正因种谔被大宋的文官和士大夫阶层所不喜，所以这也就不出意外地让他在史官笔下的形象显得粗陋卑鄙乃至是可憎，这些人甚至还很是慷慨地给他赠送了一顶“战争贩子”的大帽子。这还不算什么，宋朝的文人还极其卑劣地将一句据说是从路边捡来的传言拿来抹黑并诅咒自己国家的守边英雄：时人有议，种谔不死，边事不止。
“谔善驭士卒，临敌出奇，战必胜，然诈诞残忍。自熙宁首开绥州，后再举西征，皆其兆谋，卒致永乐之祸。议者谓谔不死，边事不已”——这就是一个在几十年间为国浴血奋战历经百战而还的军人在史书里所得到的最后评价，而且还是他本国本族的史官对他的评价。这话里肯定了种谔的军事能力，但严厉批判了种谔的残恶本性，更是将种谔的战功归结于蓄意挑起战争继而给热爱和平的宋朝人民和西夏百姓带去了深重的苦难。都说宋朝的武将在文官集团的巨大阴影里活得憋屈，可实际上他们连死后也别想入土为安。
事实上，这也并不为奇，神宗年间凡是混得风生水起抑或跟王安石亲近的人基本上都别想青史留名，除非你像有才的沈括那样再怎么人为的雪藏和蓄意掩盖也依然熠熠生辉。这里面的原因没有别的，因为现存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宋朝官方史料都是反对新法的保守派修订出来的。对于我们这个热衷于内斗的民族而言，外敌固然该死，但内部的敌人同样不得好死，甚至于要让其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英雄终有归尘时，但恨远山贼未尽。
种谔，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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