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惠卿的贪权和无礼让神宗皇帝在瞬间就决定要将此人再次打倒，他在御前会议上直接就向一众宰辅大臣点破了吕惠卿暗藏的心思：“照吕惠卿的意思也就是说陕西如今已不可守，这样的人怎可让其去为国守边？他还说需要派宰辅重臣去宣抚陕西，而他愿意为副，这不是在赤裸裸地要朕给他升官吗？依朕看来，此人还是让他去太原好了，万不可对其委以边事。”
闻听此言，王安礼这时候突然跳出来给吕惠卿背后捅了一刀子。他对神宗说道：“太原也是边关重地，吕惠卿显然也不应该去太原，倒不如就让他去陈州或颍州这种地方当个闲官。”
神宗对此表示赞同，但还没等吕惠卿的改命诏书下发，王安礼在次日的御前会议上又给了吕惠卿一刀。他说如果就这样把吕惠卿给贬了会让外面的人觉得这是朝廷不能容人进言，抑或是让人觉得朝中的宰辅大臣在故意排挤他，吕惠卿之前权势盛隆其党羽更是众多，如果他就此也跟着胡说八道定会有损朝廷声誉。所以，王安礼奏请神宗将吕惠卿之所以被贬的原因在贬官制里予以说明，如此就可让外人无话可说，用王安礼的原话来说就是“使中外大小之臣知惠卿过恶所在，人人警惧”。
此言一出，神宗立马照准，在场的其他宰辅大臣也是一个劲儿地点头称善，这里面尤以宰相王珪最为高兴甚至是觉得解恨。
王珪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因为吕惠卿之前奏请神宗派一个宰辅大臣去宣抚陕西时曾经指名道姓地点了王珪的名字，这年已经六十三岁的王珪知道这事后忍不住地在心里把吕惠卿的长辈给挨个问候了一遍。不过，吕惠卿这样做还真的不是故意想折磨王珪，他就是想利用王珪来为自己谋权谋官，倘若神宗真的批准了他的建议，那么王珪相比其他的两府大臣也更容易被他操控。也算是王珪命好，吕惠卿的伎俩不但被神宗一眼识破，而且王安礼这两刀更是直接把吕惠卿给干翻在地，如此王宰相也无需去经历远涉西北之苦。
吕惠卿最后的归宿地是单州（今山东单县），以他这样的资历和身份却被派到小小的单州做知州，这足见神宗对他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有多么的愤怒。神宗还罕见地在吕惠卿的贬官制里加入了之所以贬他至此的原因，这就实在是让吕惠卿在全国人民的面前颜面尽失。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这般反应只能说明他内心太想解决西夏这个困扰宋朝已经百年的顽疾了。纵使遭遇两次刻骨铭心的大败，可神宗灭夏的决心却矢志不渝。
遗憾的是，经过元丰西征和永乐之败后，神宗现在已经没有那份要以武力征服西夏的雄心壮志，而且似乎宋朝也没有那个实力。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里，神宗仍然维持着对西夏的强硬姿态，但却再无什么大的动作，更多的时候反而是宋朝在应付西夏不断的军事骚扰。
如今既然吕惠卿不能经制陕西，神宗左看右看也选不出一个更合适的人来当此大任，无奈之下他也只能让边地维持现状，尤其是鄜延路。神宗选出的这个替代沈括主政鄜延路的人是常年驻守西北的老边关赵禼，而种谔则因为曲珍的被贬再次成为了鄜延路的实际领兵人，可此时的种谔也是雄心不再，沈括在筑城一事上对他的“背叛”以及永乐的战败让本就性子暴烈的种谔是怒火攻心。稍微夸张一点地说，种谔当时已经被气得吐血了。我们这里之所以用了“稍微”二字是因为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夸张，这时候的种谔真的是被击垮了身心，他在这世间的生命时光已经所剩无多。
至于泾原路，卢秉仍然主政本路的军政事务，而之前被贬官的刘昌祚这时候再度回归泾原担任泾原路兵马总管兼第一将，而且身兼镇戎军知军的刘昌祚还将自己顶在了宋夏边境的最前沿。熙河路方面，李宪受诏重回熙河路总领熙河以及兰、会两州的军政事务。相对而言，环庆路的压力是最小的，高遵裕西征时虽然打了败仗但却几乎完整地将八万余人的环庆军给带回了国，再加上如今是名将张守约镇守此路，这让西夏人也不敢轻易在这个方向造次。
总体而言，在新的一轮宋夏交锋中宋朝开始进入由攻转守的阶段。
按理说因为这两年的兵事不断而导致国力日衰的西夏应该很庆幸宋朝终于不再闹腾了，他们也该从此夹着尾巴谨慎做人，可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西夏此时的战斗欲望非常强烈。不是说他们的士兵斗志高昂，而是西夏的统治者和统兵的将帅一直觉得自己受了宋朝的欺负，他们做梦都想讨回公道。
具体来说，李宪至今还霸占着兰州和会州方圆近千里的“西夏故土”，米脂城以及横山上的几处极具战略价值的军事要塞还在宋朝的手里，而西夏的农业、商业、手工业以及对外贸易都因为宋朝挑起的这场战争而凋敝不堪。西夏的这些账这些伤口都是拜谁所赐？这些仇这些恨又该不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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