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辽国被耶律乙辛给搞得乌烟瘴气的这几年，宋朝又在神宗皇帝的带领下做了些什么事呢？
先说政治环境。王安石前后两次主政不但将宋朝在各个领域都深深地打下了新法的烙印，而且他个人还承接了保守派的所有怨恨和火力，但新法所带来的各种好处和利益却全都归了皇帝和国家。如今王安石走了，神宗挑着一副装满了桃子的担子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这时候根本无需再有吕惠卿站出来提醒他应该向世人宣布新法依旧神圣不可更夺，神宗的反应是直接就扛起了王安石留下的这面变法的大旗。皇帝本人都成了旗手，下面的官员还能怎么办？又还敢怎么办？
更重要的，王安石主政时期已经将保守派里的顽固分子给洗刷殆尽，再不会有人在朝堂上对新法疾言厉色地破口大骂。神宗此时的面前都是一群对他毕恭毕敬的乖乖臣子，即使仍然有诸如吕公着和孙固这样的对新法颇有异见的人，但相比司马光和范镇这种一言不合就请辞甚至是要死谏的所谓正臣和直臣，这些人说话和办事的风格都绝不会让皇帝感到为难或难堪。
再说外部环境。北边的辽国就不用多说了，当神宗开始独掌大权之时正是耶律乙辛开始作妖之时，辽国人自己杀得正欢哪里还有时间去找别人家的麻烦。南方的交趾更不用说，经过郭逵的一通猛揍，地狭国弱的交趾国此时正忙着灾后重建，给他十年的时间也未必能够恢复战前的元气。西边吐蕃人现在也很老实，虽然王韶的开边确实打了吐蕃大首领董毡的脸，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董毡除了高喊陛下万岁也别无他法。
或许赵顼此时唯一的不爽便是来自于西北方向的西夏。身上流淌着正宗汉人血脉的梁氏兄妹在掌握西夏的军政大权后不但没有表现出“亲宋”的迹象，反而比一个纯粹的党项人还要“反宋”。李谅祚死后，为了体现自己心向西夏且绝不会因为自身的汉人血统而背叛西夏，这位梁太后很快便下诏在西夏境内废除了由李谅祚下令推行的汉历和汉礼，她转而重拾由她的公公李元昊所制定的那一套党项番礼。不但如此，梁氏主政后宋夏双方在边境上也是摩擦不断，对于宋朝抢占吐蕃的熙河之地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因为这块地方西夏也早就垂涎三尺了。不过，梁氏兄妹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一系列作为看上去更像是心虚的表现，他们刻意显露出狰狞的面目其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向宋朝表明自己绝对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
对于西夏以及梁氏兄妹的种种所为，神宗全然没有放在心上。在他的心里，西夏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哪怕梁氏兄妹乖得不能再乖也同样免不了要挨刀。宋朝为什么要攻占熙河之地？不就是为了宋夏两国再次开战时宋军能够在西夏的侧脊捅出致命的一刀吗？现在吐蕃和交趾都已经被收拾了，辽国则是关起门来尽情地搞窝里斗，所以下一个要在宋朝的刀锋下过日子的人只能是梁氏兄妹。
且慢！话虽这样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宗马上就要一棍子朝梁氏兄妹的头上抡过去，赵顼这一生都谨慎持重，可以说他就从来都没有因为头脑发热或心血来潮而做过哪怕一次的重大决定。再者说，现在他才刚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宋主宰者，因此他必须得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稳重。一个人在幕后的时候可以说他想说的任何话、做他想做的任何事，可当他的一切所为都被聚光灯所映照时，那么他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都得三思而后行。
对赵顼来说，他现在的当务之急并不是找西夏人打架，而是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给走遍摸透，因为现在他的身份变了。此前的赵顼是大宋集团的董事长，王安石是为他忙前忙后也忙死忙活的总经理，而现在的赵顼不但是董事长，而且还是总经理。
这世上总有人每次新官上任都要点上几把火以此彰显自己的存在感，我不想说这是自卑情结的一种体现，但那种动辄就要推翻之前的一切动辄就要表现自己的人确实是名副其实的“折腾家”。说得不客气一点，有些人就是这样把自己给作死的，甚至要连累很多人都跟着他一起陪葬。悲哀的是，这种人比比皆是，幸运的是，赵顼不是这样的人。
王安石罢相的时间是公元1076年10月，在往后的这一年时间里宋朝一直都很平静，甚至因为随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等人的离开，整个宋朝连吵架骂人的声音都几乎绝迹了，宋朝的所有官员和百姓乖得不能再乖地跟在旗手赵顼同志的后面稳步前行，而他们所走的这条路正是由王安石一手铺就的新法之路。
相对平静的并不止是公元1077年，翻阅这一时期史书我们会发现在王安石退出权力中枢的整整三年时间里整个宋朝都很安静，就连以前经常上演的“言官对决两府大臣”的经典戏码也极少上演。在这三年里两位宰相吴充和王珪的地位一直都很稳固，枢密院里的冯京也是悠游自在好不惬意。总而言之，在神宗皇帝正式出任大宋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看似既无内忧也无外患的宋朝变得一片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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