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看到神宗皇帝的求言令后，司马光同志是忍了又忍、想了又想，最后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才被迫很痛苦地提起笔给赵顼写了一道奏疏。司马光同志为什么这么纠结和痛苦呢？因为他要说的话并不是那么含蓄和好听，可他又觉得自己必须要说，所以他才纠结和痛苦，但最后他终究还是写了。
司马光在奏疏里先是一上来就对赵顼一顿猛夸，说他如何志向高远英明神武，然后又夸了王安石，说他真的是个大才且精明能干锐意进取，而且他还夸赞赵顼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堪比齐桓公和管仲以及刘备和诸葛亮这两对模范君臣。
说完了这些，司马光笔锋陡转：六年过去了，你们做出什么成绩了吗？这个天下都被你们搞出来的新法给害得是民怨沸腾，所有的新法无一不是在严重冲击这个社会的各个行业和领域，这一切终于导致了如今天下大乱的局面。
这里请允许我中途打断一下。
我们已经讲了很久的变法了，我相信大家现在也能够知道新法对哪些阶层的人伤害最大，就连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也承认王安石的新法是因为损害了地主和官僚阶级的利益才遭到了失败，可司马光同志对此是避而不谈，他直接把民众绑架到了他的战车上。他没说新法侵害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只说新法害苦了老百姓，难道说在他的眼里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就是老百姓？难道说这些人有怨言就代表了民怨沸腾？就代表了天下大乱？
这里不禁要请问一下司马光同志：什么时候只占少数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成了整个社会的全民代言人了？什么时候特权阶级的声音竟然就成了天下的悠悠众口之音了？
总之，在司马光的认知里，宋朝自变法以来就一直都是民不聊生的一片破败之象，似乎宋朝现在已经被新法给祸害得快要亡国了。可是，事实又是怎样呢？
事实就是：自变法以来，原本见底的宋朝国库已经金银充盈，后世学者考证终神宗一朝所积蓄的财富更是足够宋朝二十年所用，在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景福殿库房就是明证。
《宋史·食货志》以及《容斋随笔》都记载景福殿总共建有三十二间库房，而每个库房后来都被积攒的财富给塞得满满当当，为此宋神宗后来不得不下令再造了二十间库房，这些库房后来也被塞得满满当当。这些海量的财富不但惠及后世，它们也是神宗皇帝后来之所以敢于发动百万军民对西夏进行“元丰西征”的底气之所在。
同时，在变法开始之后的这一时期里宋朝的人口持续增长，土地被大量开垦，土地兼并的现象得到明显遏制，粮食产量激增，各种水利设施相继完工。旧党在官方史书里更是明文记载：熙宁年间共修水利一万零七百九十三处，开垦新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黄河的淤堵河段得到有效疏浚，汴河也为之一清。《宋史》也明文记载：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此外，在此期间民间也没有发生聚众造反事件，整个国家的社会治安状况全面好转，宋朝在军事上更是扬眉吐气于西北拓地千里，而且各种新式武器也相继被研发出来并投入战场。
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和成果都被司马光以及保守派以一场天降的旱灾而予以全盘否定。以点概面不是蠢就是坏，这些人蠢吗？显然不是！
不过，司马光这份奏疏最核心最劲爆的内容并不是上面的那些马屁文和牢骚文，而是下面他对新法的六项指控：今朝之阙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广散青苗钱，使民负债日重，而县官无所得；二曰免上户之役，敛下户之钱，以养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而实耗散官物；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团练保甲，教习凶器以疲扰农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兴水利，劳民费财。
对此，我们来逐条批驳——没错，就是批驳！
一、青苗法使百姓负担加重，而政府却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请问司马光同志：这些年新增的耕地怎么来的？粮食怎么增产的？国库里的又是钱怎么来的？这些都是魔法变出来的吗？你说百姓负担加重？准确说应该是官僚、地主和商人无处盘剥以至于感觉日子难过才对吧？
二、行免役法，养浮浪之人。
国家通过征税免除百姓的徭役，然后用这些钱去招募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社会闲散人员为政府工作，这样做一来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二来消除了一部分的社会治安隐患，这竟然也成了一种错？这里面恐怕唯一的错就是向官员、地主和商人也征收免役钱了吧？
三、市易法与民争利，而且还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前半句不假，可市易法最大的利益受损者并不是小商贩，而是大商人——有能力操纵市场商品供应和物价的大商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官僚和权贵阶级，而国家通过这项新法则将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和资源全部归为国有，这怎么扯到了国有资产流失？或许有些投资是失败了，可总体上市易法为大宋的国库贡献了多少银子是有目共睹的。司马光说这话是站在谁的立场上由此一目了然了吧？还是那句话，你们这些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商人何时成了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了？你们怎么就有资格来代表小商贩？你们是小商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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