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后宫的两位太后向神宗皇帝控诉新法的同一时段，开封城里还有一个人也在为废除新法而殚精竭虑地忙碌着。此人便是备受旧党的史官大力称颂的郑侠，但他的身份仅仅只是一个负责守城门的芝麻小官——监安上门。别看此人官小，可他却完成了司马光和文彦博等人费尽口舌和心力也没能完成的任务，王安石这次罢相就是倒在了此人的手上。
郑侠（公元1041年—公元1119年），字介夫，福州福清人，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的科考进士。
此人说来还得算王安石一手栽培起来的学生，当年王安石在江宁府为母守丧期间听闻郑侠勤奋好学便特意接见了他。先不说王安石当时的官场地位如何，单单就是以他当时在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就足以让郑侠对其仰慕不已。王安石通过这次会面也是对郑侠欣赏有加并勉励其要刻苦学习以求他日成为国之栋梁，为此次王安石还特意让他的学生杨骥前去清凉寺与郑侠一道读书。
考中进士后，郑侠被授官为将作郎、秘书省校书郎，在王安石进京担任参知政事并开始着手进行变法时，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当年所收的这个学生。郑侠因此得到了出京挂职锻炼的机会，他被调任为光州（今河南省潢川县）司法参军，主管当地的刑狱诉讼。郑侠在光州一边勤恳地工作一边还不时地与王安石就工作和生活问题保持书信往来，而他给王安石提出的各种上请也几乎全被王安石批准。于是乎，郑侠一时间对王安石可谓是感恩戴德立志要对其极尽效忠。
任期届满之后，郑侠又被调入京城，王安石本来准备对其予以越级提拔让他参与到变法大业中来，但郑侠以自己不习法度为由给婉拒了。事实上，这时候的新法已经在全国全面铺开，但此时的郑侠却已经不再是之前的那个对王安石顶礼膜拜的的好学生了。简而言之，他对新法的很多内容都很有成见，而且他也直接当面对王安石表明了自己对新法的态度。
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于是郑侠就被暂时派去安上门守城门。即使如此，王安石与他也没有就此交恶，而且王安石还试图通过自己的儿子王雱与郑侠来往以使其了解新法的要旨和用意，他期待着郑侠某天能够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但这一切最后都证明是徒劳。郑侠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几次拒绝了王安石为他安排的新官职。总之，他与新法无法共存，他宁愿守城门也不愿意为新法出力。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公元1074年3月。此时因为大旱的原因，京城外面已经聚集了许多逃难至此的流民，郑侠作为安上门的城门吏更是亲眼目睹了流民的种种惨状。也不知道他的脑子回路到底是长什么样的，这本是因为旱灾而导致的灾荒在他这里却另有说法，他不认为这是天灾，而是人祸。他认为当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惨景都是因为王安石及其新法所导致的，这是上天在发怒，而解决之道便是将王安石和新法都给罢免了，如此才能平息老天爷的怒火，然后才有可能让这场灾情结束。
说到这里请允许我感慨一番。由于后来保守派在政治上成功复辟，更由于后来宋朝的那位伟大的中兴之主宋高宗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咎于王安石的变法，这就导致后世近千年以来王安石及其新法都一直争议不断，而保守派的徒子徒孙也是一直都在攻击王安石本人和新法，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商鞅和张居正为何就没有这种“待遇”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试想一下如果神宗能够多活个十几年，如果哲宗也能活个五十来岁，那么保守派能有机会在政治上成功复辟吗？宋朝的官方又会如何给王安石和新法盖棺定论呢？后世又会在王安石及其新法身上产生如此两极分化的定论吗？我想这些答案都是否定的，还是那句话，在总的历史格局上保守派才是最后的赢家，他们掌握了历史的话语权，历史怎么写都由他们说了算，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神宗实录》被反复修改直到保守派及其徒子徒孙完全满意为止。这就是掌握历史话语权的重要性，因为它代表着官方和权威。完全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最终掌握历史话语权的是变法派，那么诸如司马光之辈在历史上的名声和地位可能就会与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完全相反。
我在这里突然大发感慨的原因何在？就是因为这个郑侠！
按理说王安石对他可谓是有大恩吧？可他对王安石的行为算不算得上是在欺师灭祖离经叛道呢？这是不是应该被声讨和谴责呢？可是，在史官的笔下郑侠却是被称颂的，他的行为非但不是什么欺师灭祖，反而是“不以私情而废大义”，反而是正人君子的楷模。多余的话在这里就不说了，依然如前所言，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历史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失败者注定要被贬抑，甚至被黑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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