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司马光的说法，吕惠卿说道：“古法向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月令》里面就说了，每年岁末都应该修订法度以适应新的形势和局面，《周礼》也有记载，每年伊始，君王都会在城门口张贴并颁布新的法令。即使是重要的大政方针，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每几年或每几十年进行一次修订。当然，也有永不会变更的，比如长幼尊卑和礼义廉耻。司马光老师既然说到了萧何，那你自然知道萧何就曾经亲手将当初的约法三章改为了后来的九章，汉惠帝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改了挟书律和三族令，汉文帝后来又改了诽谤、妖言和秘祝法，这么说来又何来的法令不曾变呢？”
吕惠卿摆事实讲根据举例子，这让司马光的理论彻底站不住脚。赵顼转头盯着司马光，而司马光又是怎么诡辩的呢？
他说：“你吕惠卿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古的君王每年在城门口张贴法令不是在变法，而是在重申旧法不可违。你知道古代的君王为啥要到处出巡吗？就是为了看看哪些诸侯改变了他的法令，然后对变法的诸侯予以诛戮。这治理天下就像照看房屋，有了漏洞自然就得修缮，但除非是房子要倒了，否则就没必要重修。即使是需要重修也得有良匠和良材，但如今我们大宋的江山稳如泰山，更何况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良匠和良材。这时候非要搞什么变法，我看这纯属是某些人在无风起浪没事瞎折腾。再者说，这钱粮之事本就是属于三司部门的事，如果三司使不才导致国库匮乏，那么我们换人就是了，两府大臣尤其是中书省的宰相怎么可以把主要精力用来搞钱呢？这成何体统？再者说，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宰相该主管的事吗？宰相是治国理政的，怎么反而跑去制定条例了？真是莫名其妙！”
单从辩论的角度而言，司马光的这番话已经明显可以看出他彻底乱了阵脚，辩论所需的基本素质——理智和冷静，这两点他完全没有了，以至于他严重跑了题。一场只关乎学术问题的辩论经他这么一番发泄和指责已经变成了对新法以及宰执集团的声讨大会。更何况，面对吕惠卿的发问，他完全避而不谈，其回应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我们不可能穿越，但如果可以，那么我们定然可以看到这时候司马光同志定然是面色涨红青筋暴凸。
通过司马光上述所言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并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和王安石在人生格局上面差了不是一个档次。至少在变法这件事情上，同为士大夫阶层的王安石其所作所为和所思所想皆是出于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所考虑，但司马光所考虑的只是眼前和自身的利益，他的心里只有他自己以及他所代表的士绅官僚集团。他没有去考虑宋朝的未来，只是寄希望于眼下这种日子能够尽可能长久地延续。他或许也知道宋朝眼下所面对的危机，但他没有能力去解决，所以他的态度就是能逍遥几天算几天，及时行乐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未来，在司马光眼里，船头桥头自然直，后世之事后人为。
既然你司马光作为前辈不讲武德，那么吕惠卿也随即针锋相对地指责司马光是在“妄议国政诋毁执政大臣”，而司马光此举更是涉嫌当众斥责当今天子是个昏君。这顶帽子可就有些大了，就连一旁的赵顼也赶紧出面打圆场：“不过就是御前辩论而已，二位爱卿何至于此啊？”
司马光显然没有过足瘾，他随即拿青苗法说事：“民间借贷都能把下等户给逼得走投无路，如今换成了国家成为借贷方，那将来那些人一旦还不了债岂不是更惨了。”
吕惠卿回道：“朝廷并没有强行借贷，而且在进行放贷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这些人是否有偿还的能力，而且会找人作保。”
司马光还是不肯认输：“那些老百姓知道什么？一帮没读过书的蠢人只会为眼前的小利所打动，他们只图一时快活，才不会去考虑今后还不起债会怎样，到时候利益受损的还不是朝廷。陛下，我就担心这种好吃懒做的人一旦都去借贷，那么到时候国家定然为这个青苗法所累。”
赵顼说道：“陕西早就在实行青苗法了，朕未曾听到有人说这个法令有什么害民之处。”
司马光的回应堪称一个天雷滚滚，他说：“我就是陕西人，我没见它有什么好处，只看到了他的害处。”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好笑？你司马光确实是陕西人，可是你整日和赵顼一样都是待在开封城，而且赵顼每天都能收到陕西那边的奏报，可你司马光却说自己是陕西人，所以你能比赵顼更了解陕西当地的情况。这是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除非你司马光最近一直待在陕西，而且你现在和赵顼是在进行视频会议，否则你有什么底气说你比赵顼更了解现在陕西的情况？难道就因为你是陕西人？
都说当官当久了会脱离群众，甚至会变傻乃至于会闹出类似于“何不食肉糜”的这类经典笑话，本以为这是个案，可司马光让我们清楚了一件事：当一个人一旦脱离了现实和群众是多么的可笑和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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