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内，事关商业和农业的两项重要法案相继出台，尽管准备工作相当充分，但这步子其实还是迈得有些过大。不可避免的是，朝中的舆情也是汹涌更甚，反对派每天不停地给赵顼洗耳朵，王安石必须得拿出反制措施，他的举措就是把吕惠卿派到赵顼的身边。于是，在王安石的推荐下，吕惠卿被任命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
吕惠卿这当然不是去给什么太子当老师，而是去给赵顼洗耳朵。赵顼可不是嬴渠梁，后者变法图强的决心和意志远非前者所能比，况且赵顼的身边有太多反对新法的舌辩之士，稍有不慎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就会出现波动继而给新法以毁灭性的重创，这显然是王安石不想看到的局面。无论何时，舆论和思想高地那都是旗帜所指引的方向，而王安石这时候必须得占据这片思想高地并让插在这上面的旗帜屹立不倒。
青苗法出台的次月，一件让王安石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他的挡箭牌没有了。首相富弼考虑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彻底远离朝堂，自打他重新出任宰相以来就未曾履行过宰相的职能和职责，不是他不想，而是从一开始他的角色就被定义为王安石的挡箭牌，赵顼就没想过要让他来治国理政，而就是让他来镇抚朝堂给王安石站台的。对富弼来说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处境，于君他不能辞命，于臣他又无法做到和王安石齐心协力——他从始至终就反对王安石的这场变法革新。
富弼是真的老了，年轻时候的那个他早已远去，如今的他像极了官场上无数个只求平安着陆的临退休官员。身为君子，他更是无意于再去与人争斗，即使是王安石以及新法让他很不爽，可他也从没口出恶语，他如今只想远离一切的纷争，天下之事与他再无瓜葛，他唯一的念想就是安然于世从此了此余生。之所以要隐退，一是因为他不想再做挡箭牌，二是因为新法的反对者已经在不断地攻击和指责他身为宰相却任由王安石“奸人误国”。与其里外都不是人，他索性跳出漩涡讨个清净。
富弼的请罢当然不是一夕而成，他前后请辞十余次方得到批准。赵顼问他：“爱卿走后，谁可为宰相？”
“枢密使文彦博！”
赵顼默然良久，他多想听到富弼举荐的人是王安石，可事实让他大失所望。
“难道王安石就不行吗？”赵顼最后还是忍不住主动说出了王安石的名字。
富弼不想驳了皇帝陛下的颜面，但他也确实对王安石的主政方针和理念难以苟同，为此他也只能沉默以对。
公元1069年10月，富弼离开了京城，赵顼加封他为检校太师、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随着他的离开，作为参知政事且是帝国实际上的掌舵者，王安石按理应该顺位成为新的宰相，但王安石仍然不想在这个时候将自己置身于火山口上去接受炙烤。他请求赵顼提拔陈升之为宰相，一来陈升之比他资历高，二来此人又是他变法的强力支持者，赵顼照准。陈升之由此以尚书右丞兼知枢密院事的身份升任为礼部尚书、同平章事。
富弼这一走，朝中资历和威望最高的老臣便是枢密使文彦博。为了照顾文彦博的情面，也是为了略微表示一下没有将其拜为宰相的歉意，赵顼下令以后的朝会文彦博可站班于宰相陈升之的前面，也就是由文彦博来领班群臣上殿，但文彦博上表辞让。他说自从曹利用之后，朝廷还没有出现过枢密使领班群臣上殿的事情，他不愿意再破此例。这几乎是这两年时间里文彦博唯一最具存在感的事件，对于新法，文彦博一直没有表态，但这种人往往才是最危险的。
再来说刚刚荣升宰相的陈升之。如果不是因为此次的变法，那么陈升之这辈子恐永无出头之日，在以富弼、韩琦、文彦博等元老为首的传统士大夫群体里，陈升之的名声在其担任言官时就因为他太过官迷心窍以至于暗中与后宫太监交往而被众人所鄙视加唾弃。但是，赵顼的登基和王安石的入京让陈升之看到了自己在仕途上的一线生机，而事实也证明他真的就赌对了，可这也导致他彻底地成为了保守派的公敌。
陈升之拜相，赵顼第一时间向他的近臣司马光打探外界的舆论。他问：“对于朕提拔陈升之为相，外面的人都是什么看法啊？”
赵顼这话还真的就是问对了人，因为新法的相继颁布和施行以及富弼的被罢相而已经变得歇斯底里的司马光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想说，如今既然是赵顼主动问起，他便趁机好好地发泄了一通。当然，在说这些话之前，他必须调整呼吸，然后再戴上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具。后世之人有很多都说司马光如何的具有君子之风，又是如何的道德仁厚，我们现在就来好好欣赏一番。
面对赵顼的提问，司马光很有礼节地回道：“陛下，世人都说这南闽之人阴险狡诈，而楚地之人更是轻佻善变，如今曾公亮和陈升之两名宰相可都是南闽人，而王安石和赵拚又都是楚地之人，他们四人如今主政国家中枢势必招引乡里。这些闽人和楚人一旦横行官场，你觉得这天下的风俗能好到哪里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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