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宋朝的科考历经过无数的改革，在欧阳修主持这一届科考时其考试的内容是：首策、次论、其次赋，再次帖经（也叫墨义，就是看你背书的本事如何），然后再对考生的成绩进行综合评定。
拜当今这个自媒体泛滥的时代以及网络上遍地都是专家和学者的环境所赐，很多人因为苏辙为苏轼所写的墓志铭而认为苏轼这次科考高中第二，但实际上苏辙在墓志铭上所说的这个第二仅仅是指苏轼在这次科考的“论试”中考了个第二，而非综合成绩第二，原因就是欧阳修在看了苏轼的文章后以为这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巩所作，于是为了避嫌特把苏轼的这篇“论文”给评了个第二名。
苏轼在“论试”和“帖经”这两个考试科目上都是优等，但在“赋试”上却表现不佳。他的老子苏洵在这方面就是短板，苏洵教出来的两个儿子也因此而在这上面吃了亏。要知道，这时候的苏轼可不是后来的那个在诗词歌赋方面的天才“苏东坡”。至于苏轼的“策试”成绩，很明显，也不是很理想，要不然他也不会是二等乙科。
不过，这一次的科考最露脸的并不是苏家兄弟，而曾家兄弟， 曾巩与其弟曾牟、曾布（后来也是宰相）、还有他的堂弟曾阜一同中榜。此时的曾巩远比二十岁的苏轼和十八岁的苏辙年长，要知道他可是比王安石还大了两岁，曾巩这时候已经是三十八岁了。
为什么曾巩直到这个年龄才考中进士呢？原因很简单，如果不是主张和提倡恢复古文运动的欧阳修当了这届科考的主考官，那么二苏和曾巩可能都得落榜，曾巩就是因为不善诗赋且文章用词不尽柔美和华丽而屡屡落榜，同理，苏洵也是这个遭遇。所以说，欧阳修可谓是苏家兄弟和曾家兄弟的大恩人。
说到恩人，张方平无疑也是三苏的恩人，张方平对他们可谓是有知遇之恩。如果不是此人在成都担任益州知州时听闻并有意主动去结识了苏洵并将他以及的他的文章引荐给了欧阳修、韩琦和富弼等人，那么苏洵这辈子恐永无出头之日。也正因如此，苏轼和苏辙也可以说是沾了这份光。张方平在公元1091年逝世，苏轼为表对其感念之情特为其行父丧之礼——着百日孝服并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古往今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知遇之恩，恩同再造，这话一点毛病也没有，而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更是让人为之而无尽动容。
在此特别要说到的一点是，正是从这次科考开始，宋朝开始实行一个新政：进士与殿试者始皆不落。也就是说，只要进入了殿试环节，那么你都可以有个进士的功名。为何？就是为了不让宋朝再出现一个跑到西夏去做了大相国的张元同志。
关于此次科考还有一个花絮，因为欧阳修痛恨学子们在科考时注重“险怪奇涩之文”，所以这一次的考试大纲公布出来之后让很多精于此道且长于诗赋的学子大为震怒，这就好比之前的考试都主考文科而这一次却主考理科，这便让欧阳修成为了这些人发泄不满情绪的倒霉蛋。
试榜公布之后，这些人就在欧阳修上早朝的时候对其高声叫骂，更有甚者直接给欧阳修提前写好了祭文并通过围墙将其扔到了欧阳修的院子里。
关于此次科考，我们最后还有话说。
嘉佑二年的这次科考被誉为北宋科考史上的超级龙虎榜。除了苏轼兄弟和曾氏兄弟，有几个在未来的宋朝朝堂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也在这一届的科考进士榜中榜上有名，请记住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理学宗师张载、程颢、程颐 （张载是程氏兄弟的表叔）、未来的宋朝宰相吕惠卿、章惇（状元章衡的叔叔）、王韶（神宗朝年间为北宋在大西北拓地千里的一代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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