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回京编修《新唐书》的这一时期，身为一个具有为国举贤荐才之责的翰林学士，欧阳修顺便在百忙之中提拔了一把此时大宋的杰出青年地方官员王安石。王安石之前已经数次拒绝了朝廷要他回京参与馆阁官员的考试选拔，欧阳修这时候举荐王安石为谏官，但王安石说他的祖母年事已高，所以他不便到京任职。既然如此，欧阳修又以此为名请求朝廷任命王安石为群牧判官。这其实不是什么实际差遣，但可以让王安石每年领到更丰厚的俸禄，没想到王安石居然还是上表请辞。欧阳修就觉得这个年轻后辈似乎“装”得有些过头了，他直接给王安石写信要他不要再“装”了。面对前辈如此的关心和厚爱，王安石最后“勉为其难”地接下了这个官职。
经过这事，王安石不逐功名利禄且恭俭仁孝的美名更加传遍朝野，可以说他简直成了宋朝此时的官场楷模：有政绩、有才学、不慕功名，而且还恪守孝道，这样的青年才俊官员几乎是打着灯笼也难找。之前担任宰相的文彦博就对王安石不慕功名的品行大为赞赏，如今欧阳修对王安石的举荐和提携更是让王安石的大名在整个宋朝的文人和士大夫阶层里名声沸扬。
作为此时宋朝文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欧阳修对王安石才华的欣赏可以说是无以复加，这种欣赏甚至超过了他的嫡传弟子曾巩。他曾赋诗一首赠送给王安石——《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
在这首诗里，欧阳修将李白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诗人、吏部侍郎谢朓相提并论，而且他在这首诗里明确传达了一个意向，那就是希望王安石能够接过他的衣钵将宋朝的文学事业发扬光大。
王安石随后回赠了欧阳修一首诗《奉酬永叔见赠》：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只恐虚名从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谁知道欧阳修在看过这首诗后不禁哈哈大笑，因为王安石以为欧阳修所说的“吏部文章二百年”是指的唐代的大文豪韩愈，但欧阳修实际上是在说谢朓。听闻此事，王安石不禁有些飘飘然，他侃然道：“看来永叔公书读得不多啊！”
原来，欧阳修只知道南朝的文学才子沈约曾赞誉谢朓的诗乃“二百年来无此作”，但王安石不但知道这一句，他更知道唐宣宗时期的中书舍人孙樵也曾称赞韩愈的诗文乃“二百年来无此文”。我们虽不能以此说王安石比欧阳修更博学，但如此也可见王安石在文学领域的涉猎之广之深。
王安石此时不但在诗词上为人所赞誉，他的散文功底同样出众，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那篇《伤仲永》便是他在庆历年间（公元1043年）的作品，而其中的那句“泯然众人矣”更是传颂千古。
欧阳修当然不可能知道王安石此生的最大志向是什么，但我们把时间倒退回四年前的公元1050年就能从王安石这时所作的一首诗里窥见端倪。这首诗名叫《登飞来封》，他是王安石从浙江鄞县回到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西湖所作：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未来的王相公哪里想做什么李白或韩愈，他是要做立于云端之上且不慕浮云的那种人，而此时的王安石只有三十岁。
在接下了朝廷赐予的群牧判官之职后，朝中的另一位翰林学士杨伟也联合几名官员共同保举王安石。他们向赵祯说王安石“文行颇高”，而且还政绩突出又不恋功名，所以他们保举王安石直接免试充任集贤校理。赵祯准奏，但这个时候就已经是一头犟牛的王安石面对如此煌煌圣恩竟再次上表推辞。
说句调侃的话，此时的王安石可以说是相当会为自己立人设。当然，他倒不是有意为之，可正因如此他反而在整个士人集团里更加声名日隆。
宰相陈执中甚至还以此事训诫了前来向他求官的馆阁校勘沈康：“ 王安石数次拒绝应试，所以朝廷为了奖励他这种不恋功名的习气才授他为群牧判官。馆阁官员都是天下贤才，首先就得有大德，可你竟然主动讨要官职。你把自己和王安石对比一下，难道不觉得羞愧吗？”
王安石此时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孝道，而他的那位前半生的好友、后半生的政敌司马光这时候也在“尽孝”，只不过王安石在“立行”，而司马光则是在“立言”。此时官居殿中丞并兼直秘阁的司马光向赵祯进献了他的大作《古文孝经指解》，赵祯看完命人将此书存入秘阁以垂后世。
未来的王相公和司马相公这时候正如朝阳一般在宋朝的官场上喷薄而出，但他们想要如日中天还得稍等一段时间，而此时与他们的人生走势正好呈反照的是曾经的帝国精英韩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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