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料声称此二人参与了李元昊建立西夏国的前后整个过程，期间的各种军政号令和改革措施皆是出自于此二人的手笔，但这种说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在西夏建国之后的一系列重要的人事任命中并无此二人的名字，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张元在公元1041年的宋夏好水川之战爆发时就已经是西夏国的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这三个官职意味着说明了什么就无需在此多言了吧？
不久之后，张元在公元1041年5月更是被李元昊封为了西夏的相国（请注意，是相国，而不是丞相，更不是宰相），他在西夏国内的地位就此仅次于李元昊本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的是，不管张元是否参与了西夏的建国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参与了李元昊时期西夏对宋的整个战争过程，甚至可以说他才是整个宋夏战争时期西夏方面的总指挥。
关于张元，我们暂且言尽于此，而对他，我们也在此无需浪费过多的口舌。需要特别说到的一点是，十多年后，宋朝官方正是在得知张元是因为屡屡在殿试中落榜才转而改投靠李元昊而决定改革殿试制度，具体的改革措施就是，只要你进入了殿试的环节就能稳稳地会被国家录取为公务员。
这里再当一回事后诸葛亮，如果在张元投靠李元昊之前就有了这个政策，那么西夏和宋朝的历史以及整个宋夏战争的结果和过程可能都将被改写。然而，世间之事并没有如果，也无可回头。说来说去，张元虽然在当时的北宋遭到了无数读书人的唾弃和鄙视，但有很多人其实都应该要“感谢”他。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的两位副手身上，也就是主管鄜延路的范仲淹以及主管泾原路的韩琦。我们无需在这里过多提及范仲淹，关于他此前的人生道路我们基本上交代得很清楚了，这里想说的是韩琦。
相对比于范仲淹那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饱含蚀骨之痛的精神与心灵的蜕变，韩琦这一生到目前为止可谓是顺风顺水且是十足的人生赢家。韩琦十九岁科场及第，而且还是仅次于状元的榜眼，然后就直接当上了副市长级别的淄州通判，这事放在如今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韩琦在淄州为官三年，然后又为母亲守丧三年，丁忧结束后他继续在仕途上一路高歌猛进。脱下孝服之后他直接就去了京师开封府做副市长（开封府推官），不久之后又被升任为知谏院从而掌理大宋的谏官系统。此时的韩琦还不到三十岁，但他在权力和影响力上已经成为了与御史中丞几乎平级的朝廷高官。
也就是在这期间，韩琦成了让所有的大宋官员都谈之色变的“煞神”，他上可纠正皇帝的言行，下则可弹劾文武百官，而被他一本参倒的大小官员更是不胜枚举，这其中最具有轰动效应并让韩琦闻名天下的便是他参倒了以王随和陈尧佐为首的宰执班底，当时整个中书省的宰相和参知政事都被他的一通组合拳给撂倒在地。在这之后，韩琦又被加官为知制诰，就此成了赵祯的私人机要秘书，按照宋朝的官员晋升秩序，未来进入两府成为宰执大臣对韩琦来说已是指日可待。
因为李元昊的称帝，韩琦这近乎于开挂的人生突然间又开始变得精彩刺激起来。不管是韩琦的主动申请还是赵祯有意栽培，当公元1040年韩琦以枢密直学士的官衔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时候，这位在如今相当于省部级官员的牛人也不过才时年三十二岁。在神童和牛人辈出的宋朝，韩琦的这种人生履历其实不值一提，但他是实打实一步步干出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身处于和平年代。单从这一点来说，诸如南宋的张浚和范宗尹这种趁着乱世而成为搅动历史风云的人就只能是汗颜了，尽管他们成为宰执大臣的时候比此时的韩琦还要年轻。
对比现实中的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物，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类似于韩琦这种人无论做事还是说话都绝对属于激进派。他们这类人在过往的人生之路上几乎是一帆风顺甚至是一路上都在高歌猛进，他们由此也就自然而然地不知道什么叫做忍让和迂回，而类似于范仲淹这种受过社会毒打且又经历了内心蜕变的人则是另一个极端——老练持重且为人低调，这种人浑身上下让人感受不到有丝毫的攻击属性。这种反差放在此时的西北战局上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如何应对西夏的军事威胁上面，韩琦主攻，他力主宋军应该集结兵力深入西夏境内彻底覆灭西夏，而范仲淹则是主守，他认为宋朝只需扎紧篱笆让李元昊无从下手就可以了，而在数年之后西夏必会因为与宋朝断绝了经贸往来而疲弊自亡。
是的，你没看错，夏竦手下的这两位副手、宋夏战争时期宋朝方面的两位军分区司令员在对敌策略和指导思想上并不统一，甚至是完全相反。
范仲淹上任之后曾在一封奏疏里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军事指导思想和意图，他认为宋朝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边境最前沿的各个军寨在面临李元昊数万大军的时候根本无力抵抗，可宋朝境内的各个城池虽然兵力雄厚但战斗力又不怎么强且荒于战备。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李元昊终有一天可能会占据关中继而扼守潼关，从而让整个陕西和蜀川地区都面临被西夏吞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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