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的第二把火就是把此时已经被赵祯刻意打压许久的范仲淹给重新请回到历史的舞台中央，他力荐此时正在越州当知州的范仲淹来接替范雍走后留下的延州知州的空缺。赵祯之前就明确表示过范仲淹犯有三条不可饶恕的重罪：结党、越职言事和妄议储君，为了能让此时仍然身背这些罪名的范仲淹能够来到陕西为国效力，韩琦甚至以全族人的身家性命来担保范仲淹绝对能够不辱使命。有了韩琦的这份担保，已经年过五旬且早被赵祯列为黑名单的范仲淹终于是冲破层层乌云得以重见天日，他这一生的高光时刻也由此而开端。
接下来，尹洙和庞籍等人也相继被调入陕西履职，若不是欧阳修对范仲淹的委婉谢绝，当年君子党的所有骨干成员几乎全都汇聚到了陕西来共同对付李元昊。说来也真是一种遗憾，嘴上和笔下功夫了得的欧阳修终其一生并未直接参与对西夏的战事，只是在后方各种嘴炮怒喷，至于原因那很有可能是老先生很有自知之明。我这里丝毫没有冒犯欧阳修的意思，一个人能够有自知之明是一种可贵的品格，而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有。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的人事任命和调动中，有两个人的动向值得引起我们的额外留意：葛霸的儿子、莱州团练使葛怀敏被任命为泾原路副都部署兼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副使，泾原路钤辖兼渭州知州张亢调任鄜延钤辖兼鄜州知州，这两人在不久之后将会让当时的宋朝人以及如今的我们或是痛心疾首，或是心神激荡。
在这么一番好生忙碌之后，陕西的战时行政体系就此完善：前方的大主管是夏竦，两位副手分别是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和范仲淹，夏竦大人待在城高沟深的汉唐故都京兆府总揽全局，韩琦和范仲淹则为他充当保镖兼门神，前者的防区就是夏竦之前主管的泾原和秦凤两路，后者则是范雍之前所主管的环庆和鄜延两路。不同的是，范仲淹后来还兼任了延州知州的角色，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没人愿意去延州做这个知州，即便是接到了朝廷的明文任命也是找各种理由拒绝赴任。就是在这种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范仲淹主动把这个烧脑的延州知州的乌纱帽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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