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刘娥在天圣元年里的各种施政方针概括而言其实都是她在跟钱财较劲。以宋朝强大和繁荣的商业基础和贸易能力，再加上广袤的耕地面积和大量的耕种农民，刘娥这一系列惠农利商的政策实施下去必将很快就能看到成效。毫不夸张地说，她只需这般动动手指和笔头就能在翻手之间让宋朝再又变得国库充盈。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些事跟刘娥关系并不大，把这些功劳都算在她的头上有些太过牵强，她不过就是那个最后点头或签字盖章的人而已。况且，这些事难道朝中的那些大臣不知道去做吗？他们同样可以干好这些事，而且未必就会比你刘娥干得差。可是，这其实才正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冯拯、王曾、曹利用、吕夷简、鲁宗道，这些大宋当时顶级聪慧的人难道看不出宋朝所面临的问题吗？他们当然知道，可他们未必会像刘娥那样去想办法进行整顿和改革，他们甚至都不会主动去提这些事。原因何在？还是之前提过的那一点，他们纵然是位极人臣但终究是个打工仔，试问有哪一个打工仔会认为老板给自己开的工资太高或是福利待遇提供得太好？甚至会为此而惴惴不安请求老板降低对自己的待遇？
赵恒以前每次拜神或者举行某个重大的仪式之后都会加恩于宰辅大臣，或是赏赐财物，或是对这些人及其族人加官进爵，再不济也是事后聚在一起胡吃海喝一顿。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这些大臣会主动向刘娥请求剐自己身上的油水吗？
天下为公，这是那些立志将来要从政而终日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时常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可事实上这些人刻苦读书的真实本意是为了什么？在科考中第并为官一方之后，他们努力工作誓要做出一番成绩的本意又是什么？是纯粹为了想要造福于万民吗？是纯粹为了要履行对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吗？非也，这里面说白了也就是四个字——升官发财！当然，换一种好听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和抱负。可是，这跟天下为公有什么关系吗？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才是绝大多数孔门弟子勤学苦读的本意和追求。诚然，要想得到这些还得努力工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大老板——也就是皇帝陛下的赏识和重用，如此荣华富贵也就会接踵而至。至于做出了一番成就继而名垂青史，这不过就是顺带的产物而已。
身为一个皇帝或者说一个帝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这类人能做到天下为公并不是一件难事，毕竟整个天下都是他的。可是，身为一个臣子能够做到天下为公且视名利为粪土者却是凤毛麟角。为社稷出力，为百姓谋福，视功名利禄如浮云，此即天下为公，但恕我直言，两宋无数能臣名相里面我觉得能够配得上这四个字的唯王荆公一人耳。
说这些不是想贬低谁或是想抬高谁，只是为了说明刘娥在天圣元年所做的这些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的决定可堪称圣君所为，虽然她并不是君王。
我们细看刘娥在天圣元年的这一系列作为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很多事都是她在干，而宋朝的一帮宰辅大臣似乎无所作为，我们甚至都很难在史书里找到这一时期他们与刘娥之间关于施政方针的对话。那么，这些人都在干什么呢？按理说他们是辅政大臣，他们才该是这一时期里的历史主角，就像当初的丁谓那样。可是，事实确实如此，在这一年里刘娥才是主角，而他们这帮宰辅大臣在史书里甚至连个配角都谈不上。
在几位宰辅大臣里面，王曾、吕夷简和鲁宗道在这年之初就被刘娥派到外地去出公差，他们或是去整顿积弊益甚的全国茶政，或是去治理水患，单是这些事足够把他们忙得晕头转向。至于另外两位顶级大佬曹利用和冯拯，前者根本就不是个治国理政的料，而冯拯在这年伊始就变成了一尊过河的泥菩萨，他对于在历史舞台上跟刘娥抢戏这种事完全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病了，而且是病到了药不能停的程度。
时势造英雄，刘娥在这一年里的表现和境遇充分印证了这句话。试想：如果不是赵恒在五十出头的年岁上就驾鹤西去，如果不是赵祯年龄太小，那么刘娥在历史上绝不会拥有后来的地位和声誉。在她成为皇太后之前，她绝对可以被称之为命运的宠儿，不管她早年的经历有多么的曲折和心酸，但命运最后未曾亏负于她。毫无疑问的是，当她被自己前夫龚美给卖掉时，她万万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大宋的皇后，更不会成为什么皇太后。当赵恒驾崩之后，或许连她自己都会觉得自己的好运到头了，但她真正的好命其实才刚刚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刘娥和武则天的命运其实很相似，就连她俩的老公也是如此。李治和赵恒都在生命的晚期遭遇到了风疾的困扰，而这顽疾也正是导致他们最终撒手人寰的元凶，但这也正好给他们那本就精明强干的老婆大人提供了在幕后接触国家政务和机要的契机，甚至可以说，她们在成为皇太后之前的那几年时间里其实就已经在行使帝国君主的权力。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们在成为摄政皇太后以后在驾驭各自帝国的这辆超级马车时会显得那般轻车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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