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话中可以看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从出土的汉简中也间接证明边境现实的确如此，郎中侯应所言非虚。历史上，边境的这些情况是始终存在的。
如：《居延汉简》中，也出现了”出塞亡人从者丈夫女子““居延常安亭长王闳子男，同攻虏亭长赵常及客民赵闳，范翕等五人俱亡”等字样。
匈奴等外族也很聪明，他们明白汉朝文明强于他们，无论是纺织，还是冶铸，无论是医术，还是学问。因此有才能的逃亡者也很受重视。于是他们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建造“区（殴）脱”，部署伏听者。以此为边哨驿站。首先是安全上的使用，其次便是用来接应逃亡者，有时甚至还会组织直接去汉地捕捉生口。
如《汉书·苏武传》记载：“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
而这边的东汉朝庭，对待逃亡者也不手软。
敦煌出土的汉简，有：“亡入匈奴、外蛮夷，守弃亭障逢（烽）燧者，不坚守降之，及从塞徼外来绛（降）而贼杀之，皆要（腰）斩，妻子耐为司寇，作如。”字样。
张家山的汉简中，也有“所取荆新地，多群盗，吏所兴与群盗遇。去北，以儋乏不斗论。律：儋乏不斗，斩”的处决临阵脱逃者的记载。
百姓，生活困顿，可以选择冒险逃亡，也可选择困顿内徙南迁；而朝庭，有力量时可以“虽远必诛”，无力时也只能“和亲苟存”了。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种选择。
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提到：“永寿二年秋，檀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延熹元年，鲜卑寇北边。冬，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级。延熹二年，复入雁门，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延熹六年夏，千馀骑寇辽东属国。延熹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
你打，他跑，你走了，他又回来。这种打法深得太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精髓。你要把女儿嫁给他，给他王位，他不要，反而看到你的软弱，变本加利的滋扰劫掠。
面对这样的情况，东汉朝庭也有努力过。《后汉书》记载：“熹平六年，八月，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鲜卑，晏等大败。”
此次大败，让东汉再也无力阻止鲜卑在北境的劫掠。而百姓，则用自己的双脚投票。自从光武帝摆平南匈奴后，让“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之后，再一次出现北境流民潮。而这一次，不用官方的命令。
历史便在一次一次的选择中，决定了走向。虽然没有撤消行政区划，也有任命官员让其遥领，但边郡的实际管理权已不在朝庭手中。
在严耕望着《两汉刺史太守名录》中，汉末定襄，朔方，上郡等地郡守记录只到桓灵时期。
唐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亦可佐证。
如：“秦置三十六郡，雁门是其一焉。汉因之。后汉末，匈奴侵边，其地荒废。”
“繁畤县，本汉旧县，属雁门郡。汉末匈奴侵寇，旧县荒废。”
“崞县，本汉旧县，因山为名，属雁门郡。汉末荒废。”
“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以西，云中，雁门，西河遂空。”
在《资治通鉴》也有记载：
公元168年，建宁元年，二月初，桓帝诏问颎曰：“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馀里，匈奴、诸羌，并擅其地，……”帝许之，悉听如所上，颎于是将兵万馀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
从这段汉恒帝与段颎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对于汉末北境沿线发生的欺凌劫掠，朝庭的处理方案是，让民内徙，出兵收复。
根据《后汉书》记载：“建武十五年，二月，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关、居庸关以东。”
既然要内徙，只能优先扩充边郡。原因嘛，司马彪给出了答案：“前书曰代郡有常山关，上谷郡居庸县有关，时胡寇数犯边，故徙之。”
常山关西、北、东三面有滱水环绕，关城则依山而建。据清代官修《畿辅通志》记载：“倒马关，在唐县西北百里。方舆纪要：倒马关即战国时鸿之塞，也记作鸱之塞，亦曰鸿上关。汉时谓之常山关，后汉书作唐关，在中人亭北百里。水经注：滱水东径倒马关，关山险隘是为深峭。元和志：倒马故关，在唐县西北一百二十里，山路险峭，马为之倒，故名。通鉴注：自蔚州广昌县东南山南出倒马关，至中山上曲阳县，关山险隘，石径逶迤，沿途九曲，诚控扼要地也。……，与居庸、紫荆称为内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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