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吐蕃统治之下，有一技之长汉族的文人、将领和僧侣会被授予一定的官职，加以留用。这些人会被称为“舍人”。
由于吐蕃人重视佛教，所以有的文人凭借对佛学的了解，能在吐蕃人中获得了较高的地位。
他们会被当地人尊称为师。
但也有的破落官并不得志。
他们往往因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体病弱，所以会受到吐蕃同僚的猜疑乃至迫害。
比如曾任河西观察判官的王锡曾经给吐蕃赞普上书：他在吐蕃地区水土不服，身患重病。
但是吐蕃官吏并不信任王锡，恐王锡会借机逃回唐朝，将他的手折断，还把他的脚加上枷锁。
在各个社会群体中，地位有可能上升的就是僧人。
吐蕃是东亚地区少见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有自己的僧官制度。
在征服了河西汉地之后，僧官制度也传入当地。
由于对佛教的重视与现实生活的困难，汉人世家大族和平民子弟中掀起了一波皈依佛门的热潮。
僧尼人数及寺户人数的总和，几相当于沙州人口的五分之一。
这是很多大户子弟对寺庙施舍，或者寄存财产的结果。
一些汉人子弟学佛有成之后，往往能得到吐蕃人的敬重，被授予僧官官职。
这倒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比较激烈的藩汉矛盾。
沦为普通部落民的平民命运最为凶险。
这些人被迫穿上裘皮衣服，男女将发型改为辫发与髡发，在脸上涂纹面。
奴隶会被皮索打穿肩部看管起来，或者被打上各种烙印。
在一封名叫《禁止抄掠沙州汉户女子》的吐蕃文文献中，两个汉人部落头人上报，经常有吐蕃人以选妻为理由，劫掠汉人部落里的女子。
此外，汉人的果园和农田也是吐蕃贵人劫掠的对象。
虽然到后来，吐蕃统治者在统治河陇地区时，对河陇地区汉族实行了“计口授田”的经济政策。
基本沿袭了唐时的均田制，承认了河陇地区汉族居民的田产房屋，放弃了直接的骚扰和掠夺。
但是新来的战俘和被掳来的汉民往往位于社会歧视链的最底端。
在文化上，为了彻底完成对汉人、粟特人和吐谷浑人的归化，吐蕃对河陇地区汉族实行了同化政策。
强迫他们剃发、扎发辫，并改穿左衽胡服，还要讲吐蕃语言。
只许在每年的正月初一服汉衣、梳汉人发髻几组过节。
所以每次看到唐朝使者出入吐蕃，这些汉人都会很激动地过去围观，甚至将偷偷写好的情报和文书传给使者。
为了推行文化，吐蕃人还推广了自己的文字。
敦煌汉人甚至使用吐蕃的字母，记载唐代的民歌《游江乐》。
在吐蕃统治时期，无论是汉文还是吐蕃文的买卖文书、地契和借贷记录等，都会用吐蕃文签名。
这种强迫同化的政策，使得河陇汉人出现了一定的吐蕃化的趋势。
“汉心汉语吐蕃身”的河陇汉人，到最后连族群认同都趋向于吐蕃。
如同元稹的唐诗《缚戎人》中所言，汉裔的吐蕃青年原本是汉人血脉，但却对着城头的唐军守军破口大骂。
入藩唐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子弟，可能会在长辈的教导下学习唐代的西北方音。
但很多时候，这些人对于唐朝的记忆已经非常淡薄。
由于高原生活，以及父母辈和吐蕃人的混血，他们在长相上也明显区别于汉地。
随军出征时会与唐人开战，下手时毫不留情。
即使有的吐蕃汉人昼伏夜出，躲过了吐蕃追军的诛杀，勉强逃回汉地。
也因为外貌的吐蕃化，被戍边的胡族游骑抓住。
结果被在汉地，反而被当作胡人奸细扣押。
唐诗《缚戎人》概括了在吐蕃中的汉人的命运
与此同时，文化也必然存在着双向交流趋势。
汉人的家族组织在汉人部落中得到了保存，以家族为依托的教育在陆陆续续地展开。
佛寺中的汉僧在修习佛法的同时，借助寺院受保护的有利条件，不断地传抄着汉地的文献经典。
在他们的努力下，一部分汉族的儒学经典被翻译为吐蕃文。
敦煌藏经洞里，就出土了被翻译为吐蕃文《尚书》157 行文字。
汉族的至圣先师孔子，甚至在吐蕃末期被吸纳为苯教多神体系的一员。
为挽救苯教颓势，增强苯教教义对民众的吸引力，苯教将孔子尊奉为“神变王”。
吐蕃化的孔子“神变王”，拥有无穷法力。
敦煌吐蕃文献中就有“孔子神变王”降伏、护持的卜辞。
这肯定会让不言鬼神之事的孔子大吃一惊。
在儒家经典的影响下，一小部分吐蕃贵族甚至写出了解释儒家经典的作品。
写于公元8-9世纪的《礼仪问答写卷》，就用吐蕃文解释了儒家孝敬父母、兄弟友爱、为人仁厚等思想。
在吐蕃残酷的统治之下，西域各族人民的生活都非常困苦，甚至包括吐蕃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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