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辇行驶在蓝田到长安的乡道之上，车轮碾着一层薄薄的积雪，发出略有些刺耳，却又别样安详的声响。
在刘弘的授意下，陈濞也将御辇的速度放得十分缓慢；在御辇后跟随的禁军郎官们，也得以缓步行驶在前往长安的归途。
“若朕未猜错，太仆心中所惑，乃日后宿麦必贵比高粱，而国将得巨财。”
“朕以宿麦充以为军粮，或有些···阔绰？”
戏谑一笑，刘弘便道破了陈濞心中的困惑。
“陛下慧眼如炬，臣所惑，确于此。”
体味着陈濞语调中明显带有的亲近之意，刘弘轻松一笑，便将宿麦这个新兴作物的未来，一点一点摆在了陈濞面前。
“太仆以为，今天下，何以粟米石不逾百钱，然高粱数以倍之，石至五百钱之巨？”
听闻刘弘以高粱的超高单价相问，陈濞自是不假思索道：“今天下年出粟米无算，独关中，年得粟便逾数万万石。”
“然高粱，关中唯渭北偶有所产，年不过百万石，故粟价平，而梁米贵之。”
闻言，刘弘点了点头：陈濞很准确的点出了梁米，之所以能有每石五百钱之高价的原因——产量足够少。
每年不过百万石，且灌溉、除虫等耕作条件远比粟米苛刻，使得梁米很自然的成为了粮食中的奢侈品。
物以稀为贵，古今皆然。
如今天下，家产没有百十来万钱的家庭，根本就不敢拿梁米做主食——顶天了去，也就是逢年过节吃顿好的，再在先祖牌位前供奉一些。
就连长安官员，都很少有‘把梁米当饭吃’的能力。
拿如今朝堂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即三公九卿来说：即便是年俸四千石粟米的丞相审食其，也没有财力将梁米作为常用主食。
丞相秩万石，实际年俸禄四千石粟米，折钱不过三十万钱左右。
而作为当朝相宰，审食其府中，光是妻妾子女、奴仆下人，以及依附而来的远方亲从，就不下五百之数。
光是这五百人，每年就能消耗掉一万石以上的粮食！
哪怕以粟米每石九十钱来计算，一万石粟米，一年就是九十万钱！
除了喂饱一府上下，审食其也不可能没有别的开销。
——逢年过节，得给下人奴仆发个红包吧？
——几个儿子，平时得给点零花钱吧？
——妻子姬妾，得给一些妆衣贴补吧？
算上这些，辟阳侯府内部的耗费，就已经超过了每年一百万钱！
而出了侯府，审食其要花钱的地方也不少。
——汉制：凡家中有奴者，以主缴奴税，年五算！
一算是一百二十钱，五算，就是六百钱。
侯府数百奴仆随从，一年的‘奴隶人头税’，审食其就要拿数十万。
再加上平日的应酬往来、彻侯勋贵在年初大朝仪时，奉献给刘氏先祖的酬金，审食其一年的总开销，妥妥的在一百五十万钱以上。
这也是汉家贪污之风屡禁不止，当权者也普遍视而不见的原因——就连食禄万石的丞相，都很难光凭借俸禄，养活一家老小。
当然，也不是说，审食其年支出一百五十万钱，收入却只有三十万钱，剩下一百二十万，就都是贪污所得了——除了是食禄万石的汉相之外，审食其也与汉初其他丞相一样，是有实际封地的彻侯。
辟阳侯国，邑千五百户，每年的租税，大概在三万石粟米左右，折钱约二百余万钱。
有了这笔钱，审食其维持全家在长安的日常开支，自然就轻松了许多。
但即便如此，审食其每年二百五十万钱的收入，也不足以支撑其以梁米为主食。
食邑一千五百户、年俸四千石的丞相审食其如此，其他官员更不用多说了——即便是秩‘中二千石’的九卿，年俸也不过粟米二千一百六十石，折钱不到十五万万钱。
张苍有一千二百户的北平侯国，情况与审食其类似；九卿中，申屠嘉、陈濞都有侯爵，也勉强能用侯国的产出，维持家庭在长安的日常支出。
但那些没有彻侯之爵，只有俸禄作为收入大头的九卿，基本都很难在长安维持体面的贵族生活。
——当朝卫尉秦牧，年俸二千一百六十石，家中奴仆不过十数人而已！
在历史上的景帝一朝，曾官至丞相的故安侯申屠嘉，即便是拿着每年四千石粟米的丞相俸禄，家中奴仆也从未超过十人。
居长安，大不易——这句李唐时期的感慨，放在汉室也同样适用。
说白了，在汉室为官，尤其是在长安为官，要是没有彻侯封国作为依仗，根本不可能出现‘以高粱米为主食’这种奢靡的事。
现如今，长安贵族勋臣，也大都只是在贵客登门之时，以梁米待客。
——就这，都能让客人眉开眼笑，觉得自己很受重视！
所以，归根结底，梁米之所以有‘每石五百钱’的高价，根本原因并不是梁米好吃，而是梁米在好吃的同时，产量足够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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