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简单的道理，百姓不会想不到，也不会有人真的蠢到为了躲十几石粟米的农税，就冒险失去所有土地，甚至失去‘民’的身份。
百姓行贿官员的动机，可谓几近于无；非说有，那也只剩下商人为了摆脱商籍，从而试图以金钱行贿官僚。
但户籍的改变，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能做到——就连食禄二千石，贵为九卿的内史本人，都没有权利将一个人的户籍，从商籍挪到农籍。
要想达成目的，这个商人起码要将拜帖送到当朝丞相面前。
而现实中，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别说丞相了，就连一郡之守，乃至于一县之令，都不可能撇下名声不要，去见一个‘浑身铜臭’‘低贱粗鄙’的商贾！
也就是说在汉室，百姓行贿官员完全没有必要，也必然不可能发生。
百姓行贿官员的动机都不成立，就意味着汉室的‘行贿’，只可能发生在官员和官员之间。
比如下属为了讨好上司，地方官为了讨好京官，乃至于行政官员讨好监督官员而行贿，就是后世‘行贿’一词经常出没的地方。
这些情况中，也同样有‘汉室不会出现’的范畴之内。
——官员行贿监管部门，在汉室绝无可能发生！
不是因为汉官人均清正廉洁，也不是因为这种手段没被官僚发现，而是汉室，本身就没有官僚监管部门！
名义上监督百官私德的御史大夫，实际上却是‘亚相’的职能，属于帮助皇帝抗衡丞相的‘副丞相’；而御史大夫属衙本身，也并不具备审核、任免官员的权力。
充其量，也就是在官员升迁的时候，御史大夫能拿出候选人的大致状况，核查其政治成分可不可靠，往上数三代有没有出过不法分子。
仅此而已。
汉官私德、品性如何，全靠其自觉，以及‘人民群众的眼睛’。
连监管部门都没有，行贿监管人员就无从说起了。
再加上汉官普遍刚烈，对个人要求相对更高，也很少发生官员借助公权牟取私利的事。
其中的特例，如宁成这样的大贪官，则是被太史公写进了《酷吏列传》，为后世唾骂，遗臭万年。
而仅剩的其余两种状况，就已经将‘行贿’的负面影响降的很低了。
下属孝敬上司，虽然严格意义上依旧属于错误，但从实际状况来考虑，却也不是什么大事。
或者说，换个角度分析，甚至换个词形容这个行为，就很容易让人接受了——下属为了能在工作中，与上司配合的更默契，而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私人关系。
既然是‘私交甚笃’，那贿赂行为，也就可以解释为‘君子有通财之义’了。
至于地方官员行贿长安官员，也可以理解为‘仰慕京官威严，故略输钱财，聊表敬意’。
当然，这些用来忽悠无知百姓的说辞，自是逃不过皇帝的慧眼如炬。
而汉天子也同样默许这种状况的存在，究其根源，主要是两点。
其一，是官员之间的贿赂行为，没有对国家造成损害。
——贿赂用的钱，不是通过挖国家墙角得来，国家并没有因此遭受损失！
至于行贿导致的钱权交易，也同样不会对国家造成什么影响。
其二，便是官员之间的行贿行为，非但不会让国家遭受损失，反倒有可能让国家得到利益！
或许听上去让人匪夷所思，但实际状况，却恰恰如此。
——官员之间行贿，能有什么图谋？
左右不过是谋求升官罢了。
在后世，这属于‘破坏公平竞争’，但在汉室，这个问题同样不存在——汉室的官场，根本没有竞争可言！
后世考公，那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国家任命官员，那是在很多候选人当中择优选取。
但在汉室，别说择优录取了，能有人来占坑当官，就很不错了！
做成什么大事不说，只要不出大的纰漏，就已经足以在汉室，被称为‘合格的官员’了。
这种情况下，某位高官收受贿赂，把一个一百石的官员，私自提到四百石的位置？
——只要那个行贿者能胜任四百石的工作，甚至只是不出什么岔子，那受贿者非但没有以权谋私，反而还要记一个‘为国选材’的功劳！
汉室基层官员的欠缺，究竟到了什么地步？
——与百姓能用钱赎罪一样，有钱人也同样可以花费钱财，合法的、正大光明的从官府领走一个官职：赀官。
在历史上，通过这个渠道进入朝堂，从而青史留名的官员也是不少——文帝廷尉张释之、武帝大农桑弘羊等，都是通过赀官为郎步入仕途，最终登上人生巅峰的典范。
既然国家都属于‘钱权交易’的参与者，允许百姓用钱买官，那官僚之间以钱谋权，也就算不上什么大事了。
而‘碳敬’这种行贿方式，更是与‘私德有缺’沾不上边。
什么样的情况下，官员会以‘碳敬’的名义，往另一个官员家按车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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