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以后，农民伯伯干活干累了、不爽了，抬头骂两句狗皇帝、贼老天，也开始不再被官府治罪。
到了武帝一朝，已身披开疆拓土之功的猪爷，在游猎上林苑时，不小心踩坏了农民伯伯的庄稼，更是被那位无官无爵的老伯伯，轮着几杖追了好几条街！
待那位老伯伯因没能追上‘不懂事’的皇帝刘彻，将此事捅到京兆尹，弹劾天子‘违法乱纪’之时，即便是脾性急躁，且贵为天子的猪爷，也只能是老老实实低下头，跟那位老爷爷道歉，并从少府拿出粮米数石，以赔偿损失。
——就这，刘彻还躲不过被那位老伯吐槽一句‘糟蹋粮食’！
作为两汉，乃至于整个华夏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圣君，汉文帝刘恒的仁德，往往就体现在这一桩桩、一件件掌权者不会太在意，百姓却能得到极大利好的小事之上。
而‘除诽谤妖言令’，便是其中最不起眼的一件。
现在，‘诽谤妖言罪’还存在于汉律条例之内，百姓光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就不会对这种涉及天家的敏感话题发表言论。
百姓都不敢，朝臣百官就更不敢了。
——即便是历史上，文帝颁布‘除诽谤妖言令’后，对于天家私密，朝臣也仍旧不在‘可自由发表言论’的范畴之内！
文帝废黜诽谤妖言罪时说得很清楚：百姓无知失言，无知者无过！
汉文帝在‘无知者无过’这一点上的坚持，也不单单体现在‘某人说了错话’一事上。
历史上自文帝之后，直至王莽绝西汉国祚这一段时间内，汉室司法判决中出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不教而诛，谓之虐！
此言出处，乃《荀子·富国》一篇：不教而诛之，谓之虐；教而不化，诛之，谓之王道。
非但荀子认同这个观点，整个华夏，在那遥远的时代，都对此观点高度认同。
华夏隐晦内敛的文化底蕴，注定无论何事，都要披上一层‘仁义’的外衣；而在遥远的西元前，仁义不单单是皮，还是历代君王真切的追求。
就连征讨外族，华夏君王都要‘先试图教育感化’，感化不了，再以王道征讨。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韩非子?五蠹篇》中记载的这则传说，便是古华夏‘先教后诛’之价值最直观的体现。
这一观点，在汉室‘士不教不得征’的政治军事背景，以及荀子门徒张苍以丞相之身，执政天下的情况下，在文帝一朝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天下公认的普行价值。
自此之后，华夏法制就从周、秦时，百姓对法律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偷盗劓、黥’以外一无所知，只有在官服上门拿人时，才知道自己触犯了法律的时代，逐渐转变为：每一条法令颁布，都要先让百姓知道，而后才实施的时代。
于露布书写、宣读诏命政策自是早已有之；而汉文帝之后，大到肉刑废黜，小到逃税的责罚，都开始被一一告与百姓知晓。
在这种大环境之下，即便是谋逆叛乱，证据确凿的淮南厉王刘长，在被羁押于长安廷尉大牢之时，也是被当朝御史大夫申屠嘉，就‘忠君奉上’的道理好生教育了一番。
而官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无知者无过’的范畴之内。
——你作为官员，却连法令都不知道，还好意思说无知者无过？
——国家每年出那么些粮食，养着你一家老小，就是为了让你‘无知’？
即便是在后世，大部分政事，也都是民众可自由发表看法，而官员必须时刻注意言论，就更枉论处于封建时代的古华夏了。
但不敢说归不敢说，朝堂百官，尤其是张苍、田叔等皇党重臣，暗地里对‘刘弘非惠帝子’一事，还是持极高的重视。
——即使刘弘挟此番大胜之势，扫灭齐地叛军，剪除朝堂逆臣，只要没能击破这则谣言，那‘或许不是惠帝之子’这桩隐患，便会一直挂在汉室政权的头顶！
在君权鼎盛，中央强大之时，此事自然只是无知百姓饭前茶后，口嗨八卦的谈资。
但若是将来有一天，汉室出现君权暗弱，诸侯不稳，亦或是权臣当道，意欲作乱的状况，那这个隐患就将彻底爆发。
‘孝x皇帝本非孝惠子’，将成为每一个乱臣贼子可信手拈来的正义旗帜，反叛之举的遮羞布。
最让人恶心的是，这桩言论，并非刘弘说击溃，就能击溃的···
要知道就连滴血认亲那般丝毫不具公信力的伪科学，在此时都还没有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证明两个人之间的血缘关系，那只能是自由心证，加当事人供词。
刘弘要想证明自己的孝惠皇帝的儿子，那就需要一个身份够高，话语权够重，且在刘弘出生前后待在宫中的人，将那段不为人知的时光发生了何事，公诸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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