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术业有专攻，太尉之所长，乃领军征战于外，而非治国安民于内，朕自勿怪罪。”
说着，刘弘不顾一旁的周勃明显凝结的面色，冷声一斥：“除太尉，可还有哪位卿公，乃言主爵都尉当罢之？”
看着少年天子一副怒气冲天，似一言不合，就要挥戟开劈的架势，殿内众人顿时一愣，旋即赶忙在御史大夫张苍的带领下齐声一拜：“臣等纵万死，亦不敢言陛下之罪···”
说到底，此时还不是后世那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伪封建时代——撇开秦始皇不算，西汉，是历史上仅有的一段处于君国主意余晖的君主绝对专政政体！
没有儒家为皇帝设立的条条框框，没有‘天子与xxx共治天下’的舆论，也没有官僚对皇帝决策指指点点的时代背景。
——西汉的皇帝，算是除秦始皇以外，仅有的具有绝对专政权、真正意义上言出法随，口含天宪的统治者！
与后世日常被御史言官吐槽私德，被朝中老臣日常职责措施失当的坡脚皇帝不同，西汉的皇帝，根本就不会错！
在后世，日食月食是皇帝失德，地震陨石是皇帝有错；但在西汉，包括但不限于天地万物的一切，都必须按照皇帝的意志运转。
就连星辰运行的轨迹，都属于西汉皇帝‘可命令’的范围之内！
在这种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臣子，敢指责‘皇帝有错’——如果真的有哪里不对，那就是朝臣有错、天下有错，乃至于这个世界错了！
作为刘邦的子孙后代，西汉皇帝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脸皮，也从来都不会做打肿脸充胖子的举动：西汉皇帝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不严谨的说：盛唐时的百国来仪，在西汉几乎必然不会出现！
因为西汉的皇帝，从来都不会以单纯的仁义礼信作为外交准则——每一个西汉皇帝，几乎都是‘不服，就打到你服’的暴脾气。
后世的皇帝，要想做到对天下的绝对统治，对政权的绝对掌控，那要做到许多事，如内王外霸，礼贤下士，道德伟岸等等等等。
但在西汉，皇帝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宰，其实非常简单——天子玉玺，调兵虎符，丞相印，三者足矣！
玉玺在手，赏罚皆出于皇帝之口；兵符在手，讨伐皆出于皇帝之念；丞相印在，则法令畅通无阻。
这，也是历史上的武帝爷架空丞相，以及杀母存子的原因——皇帝在理论上，只具备对天子玉玺的掌控权，而调兵虎符，则是太后掌其一、太尉掌其一。
为了堵住朝堂比比歪歪的老家伙们的嘴，武帝爷选择了最直接的一条道路：熬死太后掌握兵权，架空丞相得到丞相印，从而达成政治程序上的言出法随。
相较于武帝一朝，儒家逐渐势大，学术氛围普遍以‘为皇帝做个围笼’为主要目标的黑暗时代所不同，刘弘所处的现在，可谓是西汉皇帝最自由，能呼吸到的空气最清新的一段时光。
所以，周勃所言最大的漏洞，恰恰是后世皇帝咬牙切齿，却始终不敢拍桌子的那句：与民争利。
殿内陷入漫长的寂静之中，无论是左侧的朝臣公卿，还是右侧的军方将领、彻侯勋臣，亦或是殿中央怒目圆睁，却一言不发的周勃，乃至于目光阴狠间瞥向张苍的陈平，都不敢再开口发出一言。
盖因为刘弘之语，属于西汉初绝对的政治正确：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作为低层出身的刘邦所立之政权，汉初政治意识形态中最基本的一条准则，便是‘避免第二个沛公起于草莽’。
而历史上的刘氏皇帝，最为人挑不出错的一点，便是西汉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以秦之高压政策，作为‘压制草莽英雄’的手段。
此时的舆论之中，对于秦的灭亡，最受认同的观念，便是‘秦以暴待民，则民反之’。
所以，汉室对于底层百姓，尤其是对国家纳税服役的自耕农阶级，可谓是百般回护。
历史上，从刘邦广授民田爵起，历代刘汉皇帝，便交替呈现出那副令后世统治者相形见绌的画面——皇家园林上林苑，成为了汉室收容破产农民的调节阀；皇帝小金库少府，成为了国家战略武备的资本保障。
即便是历史上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为凑军费无所不用其极的武帝刘彻，亦有策马踩坏农民伯伯的庄稼，因此被骂的夹尾逃去的经历。
在这样一个说皇帝有错，都属于指责者‘不忠’范畴的时代，将底层百姓开除出‘民’的行列，更是无异于政治自杀。
这一切，光从被刘弘当面呵斥，却丝毫不敢出言反驳的朝臣百官之面色，就足见端倪。
“太尉既不知，还请丞相为之解惑：吾汉室之立，所倚凭者何？”
“太祖高皇帝所定广迁天下豪杰以实陵邑，以实关中，以固国本之策，又何用意？”
说着，刘弘更是将手中长戟猛然砸在地上，中气十足的一呵：“太祖高皇帝授民田爵，以安黎庶者，又乃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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