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有一人匆匆来到权倾朝野的魏忠贤身旁，压低声音在其耳边嘀咕了几句。只见魏忠贤原本阴沉的双眼瞬间放亮，那光芒中透露出一丝狡黠与兴奋。“好好，赵南星，你也有今天。”魏忠贤咬牙切齿地说道，那语气中满是怨恨与愤怒。
原来细作，将鲈鱼楼所发生之事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地禀报给了魏忠贤。没过多久，叶其就被东厂之人强行带至此处。到了东厂后，他根本无力反抗，只能被迫接受那套所谓的按摩全套服务。在威逼利诱之下，叶其不管有没有的事儿，都只得依照魏忠贤的意思，战战兢兢地写下了一份供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所有的一切竟然都隐隐约约地指向了赵南星！
得到供词之后，魏忠贤一刻也不敢耽搁，揣着它急匆匆地进宫面圣去了。要知道，赵南星可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角色。
宫殿之中，天启皇帝正坐在龙椅之上，听到魏忠贤所言，不禁皱起了眉头，脸上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不太相信地开口问道：“行刺信王？朕怎么觉着此事甚是蹊跷啊。”
魏忠贤一见此情形，神色慌张，忙不迭地低下头颅，将身子躬得极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般地回应道：“回禀皇上，奴才一开始听到此事时，心中也着实存有疑虑，觉得难以置信呐。然而，这份供词摆在眼前，又容不得奴才不信呀......恳请皇上能够洞察秋毫，明辨是非！”
说罢，他偷偷抬眼窥视了一下龙颜，见皇帝并未动怒，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接着说道：“皇上啊，现如今那东林党的势力可是日益壮大起来了。他们总是自命清高，以所谓的‘清流’自居，对于陛下您所做出的种种决策，更是屡屡提出异议，丝毫不把陛下的圣意放在眼里。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吧，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只是对信王一人，但实际上却折射出了东林党一直以来的那种嚣张跋扈之气焰呐！他们口头上宣称对朝廷忠心耿耿，背地里却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妄图掌控朝局走向，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朝堂之上。陛下您不妨仔细回想一下，此前在众多政务事宜上，东林党都曾与陛下您持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公然违抗皇命，这无疑给皇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倘若我们再不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整顿治理，恐怕日后他们会愈发变本加厉、无所顾忌，到那时，陛下您的无上权威以及这大好的江山社稷恐怕都会面临严重威胁啊！”
天启听着魏忠贤的话，陷入了沉思，对于赵南星，天启是知道的，万历二年（1574年），赵南星出任汝宁府推官。他忧国忧民，体恤百姓疾苦，仅用两三年时间，便把汝宁府治理得安安稳稳。因为他善于治理政事，品行廉洁，办事公正，又逐渐升迁为户部主事。
万历十七年（1589年），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的赵南星上疏陈言官吏队伍中的“四害”：一是结党营私，大臣不择手段抓官捞权的“干进之害”；二是诬陷排挤忠良，奸邪小人猖狂得志的“倾危之害”；三是任意任用州县官吏，造成民生日苦的“州县之害”；四是乡官横行无忌，其权力甚至大于郡守县令，无人敢问的“乡官之害”。赵南星认为“四害不除，天下不可得治”，表现出他的胆略和气魄。是个人才。不过最近这个赵南星是有点尾大去不掉，门生遍布朝野。
这里不得不提明朝的一种监察制度——京察。京察，乃是对京官的考核，每六年一查，四品以上官员考察后，由皇帝评判是升是降，五品以下的官员退休、降职、罢免各有不同。前段时间，赵南星联合，吏部、督察院、内阁联动，东林党在此次京察中大展威风。东林党一直与亓诗教、官应震、吴亮嗣、赵兴邦所领导的齐党、楚党打游击，而这四人作为齐党、楚党的领袖，一直是赵南星所厌恶的。此次京察，东林党将他们以及其朋党都扫出了京城。吏科给事中魏应嘉也因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对四人处理太过分，毕竟即便是党争，也要注意些影响，至少给人留条活路。
但赵南星却坚持己见，并且特着文《四凶论》，把这四个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凶!
同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一定要把这几人逐出朝廷，于是最终东林上下齐心心协力，“四凶” 终于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弹劾罢免。
赵南星的意愿可不止于此，利用手里的人事权，开始大肆打压异己，把所有敌对党派人士和持不同意见的中立人士，全都打成“邪党”，利用京察事件，一次性搞了三百多人，创下大明立国以来的“京察之最”!
如此一来，东林党不仅在朝堂上势力更大，立场也更左，做事也更加偏激。
对，错不重要，你跟我站在一起，你就是好的，否则你就是坏的!
魏忠贤之所以会将赵南星作为首要打击目标，究其根本原因，乃是赵南星于京察期间所实施的一连串行动。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极大地壮大了东林党的实力，还不慎开罪了数量众多的中间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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